朋友，您曾有被警察、檢察官或是法官訊問的經驗嗎？（如果沒有，您確定將來也不會發生嗎？）如果有，訊問結束時有被要求簽署訊問筆錄嗎？您有拒絕嗎？（假如曾經拒絕因而沒有簽署，不妨跳過下面一段的幾個問題，直接閲讀再下面的分析可也。）
假如未曾拒絕簽署筆錄，在簽署之前您有仔細閲讀筆錄無誤嗎？您有要求改正錯誤嗎？您有注意到做筆錄時有沒有錄音嗎？如果知道筆錄上的記載可能會被用做證明您犯罪的根據，您會不會看一看有沒有錯？您會不會覺得不該簽署？還是您認為自己沒有犯罪，看不看就簽一簽也無所謂？
知道嗎？如果是在民事法庭或行政法院的訴訟程序，法律並不要求被訊問之人要求簽署筆錄。那為什麼涉及刑事訴訟程序要求被訊問人簽署訊問筆錄呢？試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四項的規定：「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這條規定是畫押傳統的延續。畫押，又稱花押，原來是指簽名押印的意思。
古代訴訟中問案口供，要求「犯人」在供詞記錄上畫押，表示認可，其真正的用意是防止事後翻供。高明士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化史》（五南2007）如此描述：唐代規定法官判決時，為了防止寃案，宣判時必須取得犯人「服辯」，即簽字畫押，服從判決的書狀；「歷代都重視犯人畫押的供狀，直到清代，取得犯人服辯口供，仍為結案的必要條件。」
不招供或不服辯怎麼辦？當然是嚴刑拷打，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封建時代將拷打逼供、要求「犯人」畫押視為理所當然，當然是假設有罪的產物。今天不談刑求的問題，只談畫押。
「畫押」的本質是要求被告簽名承認供述的記錄是正確的，基本上原是為了要得到被告親自押署承認犯罪的書面證據。試想，如果被告的陳述完全都是自己無罪的表白與證據，會需要畫押證明筆錄無誤嗎？
然而，在憲法要求「無罪推定」的今天，被告尚且可以既不自辯有罪，也不自辯無罪，而始終保持緘默，又怎麼會有驗證審判筆錄正確的義務，而須要簽名以確認筆錄記載翔實呢？其實，製作筆錄的人員本就應該翔實製作筆錄，有聞必錄，既不能憑空捏造，也不能增、減、匿、飾，既然是製作筆錄人員的義務，自不可要求被訊問者簽名，為之背書。真要給予被訊問人驗證筆錄的機會，也請他驗證而不需要他簽名啊！其實公文書登載不實，本身亦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拒絕畫押背書，免受幫助乃至共犯的無謂牽連，才是慎重而正當的作法。
如此說來，上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要求簽名畫押的規定，已與無罪推定原則有違。過去最高法院對於此條規定，一度有個出人意料的解讀方法，說是此條不是意在加課被告簽名的義務，而是為了在有人願意為筆錄背書的時候，指引其應該在筆錄上的那個位置簽名。如果只是為了維持畫押的封建傳統，也可謂是用心良苦了。
這樣的別出心裁，其實並沒有掌握到問題的要害，也足見當時最高法院對於無罪推定原則陌生的程度。被告既然沒有畫押的義務，指引畫押的位置豈不多此一舉？被告沒有畫押的義務，也不必有畫押的權利，怎麼會有畫押的需要？沒有人要求被告畫押，誰會無事尋事自己要求畫押？被告沒有畫押的義務，法院人員又怎麼可以要求被告畫押呢？
最近刑事審判實務上，遇到被告或是證人不肯畫押，有的法官也不再強迫。新近出現的解釋，則是說刑事訴訟法此條所規定的是「受訊問人」，「受訊問人」不是審判程序的用語，此條並不適用審判程序，審判筆錄並不需要畫押。
這當然是個向前邁了一步的解釋，但是恐怕仍然沒有抓到要害，又一次顯示法院遇上違憲法律時的保守，以及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不求正解。與法院相比，檢調機關在偵查階段更沒有理由要求被告畫押。偵查階段不比審判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而且不是在法官面前提供證言；但是因為刑事訴訟法卻將偵查筆錄列為傳聞證據法則的例外，偵查筆錄也可能作為定罪的證據。一旦筆錄發生錯誤，法官可能因為被訊問者已在筆錄上畫押背書而拒絕勘驗筆錄。偵查階段要求畫押，「案重初供」，很可能就是寃抑的淵藪，認為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適於偵查階段適用，違憲的情狀尤其明顯。
其實確保筆錄記載正確，原是記錄者的公法上義務，記錯了筆錄，就算是被告業已畫押，也不能就指鹿為馬、改非為是。畫押根本不是解決筆錄不實的辦法。
刑事司法實務上，從警訊筆錄到偵查筆錄到審判筆錄，不論是因為記載闕漏（想想看，回答「不是」時，如漏記的是個「不」字，就會變成「是」，可不可怕？）、誤聽誤記、有意羅織、誣陷或是屈打成招做成的筆錄，都是不實的筆錄，如有當事人畫押，就都是定罪而剝奪被告生命、自由、財產的張本，可能連翻案的機會都沒有。如果還是故意羅織、誣陷、渴求破案而找人頂罪，只要在筆錄上動手腳，其實連刑求都是多餘的。被告簽名的時候，有幾個人敢於不顧催促逐字閲讀、逐字逐句要求改正？司法實務上，從警方到檢方，乃至於極少數的不肖法官，用不實的筆錄入人於罪的例子，又豈在少數？畫押，難道不是極其危險的行為？真正講究追求個案案刑事司法正義的國家，又何忍像過去的封建時代一樣，繼續用法律要求受訊問人畫押？
其實，確保筆錄翔實、防免弊端的正確方法，至少有兩個，一是全程錄音，而且事後應有不厭其煩地應請求進行勘驗的習慣；一是拒絕人為的意識選擇，全程採取機械式的逐字逐句速記記錄，以今天的中文速記技術，已經完全可以做到。若是採用第二個方法，還可以大幅降低第一個方法中勘驗錄音的需要。此中值得仔細探究的道理很多，不過那已應該放在另外一個題目之下加以討論了。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台灣大學政研所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