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權從哪裡來？
探討這個問題，或可從「法是什麼？從哪裡來？」問起；但必須分辨君主時代與民主時代的不同。
在君主時代，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認為法是從自然狀態中尋得的正義法則，法以道德為基礎；雖然回答了什麼是法的問題，但因每每以為自然法是自明之理，也就未能說明誰是立法者的問題。
也有經院學派基於宗教信仰而以為法是源於造物者的規律，人間的法律必須符合造物者也就是神的誡命才具有正當性。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聖經，乃成人間法不能牴觸的真理；終極的立法者會是上帝，因為祂提供了法的正當性來源。又古來作為人間統治者的君王們，也必有各自強制被統治者遵從的實定法規範。
實定法就是君王的命令；而君王統治的正當性，若是歸之於上帝的承認，就是君權神授說，神旨將成為統治權力的終極來源；但在實定法與自然法不相牴觸的前提下，君王就是立法者。
在東方，以影響深遠的思想源流為例，君王時代的法家，崇尚嚴刑峻法，以「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韓非子》〈定法〉）來回答什麼是法的問題：並以「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管子》〈任法〉）來回答誰是立法者的問題。君王做為立法者的統治正當性源自何處的問題，則置之不論。
儒家思想則交待了統治正當性來源的問題。儒家的經典同樣以為，君王有絕對的權威建立最高的準則（皇極）以供臣民遵行（「建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尚書》〈洪範〉）。但同時也強調其正當性的來源是「天命」，「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經》〈大雅・文王〉）也就是「天命無常，惟德是輔」的意思。將周公制禮作樂視為先王之法的孔子，鑒於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而提倡克己復禮，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止格。」講究以禮為法的德治與禮治。到了漢代之後，出禮入刑，儒法合流，立法者仍然是應該深受儒家經典薰陶、成為道德表率、「民之父母」的君王。
到了民主時代，政治思想出現革命性的轉變。君王不再是主權者，人民才是，只有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才能是立法者。法必須符合人民的意志，必須以人民的同意，作為立法的正當性來源。又因為直接民主不可能是立法的日常，所以採取代議政治，立法者必須是由各選區選民選出的民意代表組成的議會來擔任。
由多數的民意代表组成的議會做為立法者，與由單一的執政者，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議會中人數衆多的民意代表本於多元民意寫下法律，形成政治決策，必須經過議會立法正當程序所必有的思辯、討論、折衷、妥協等過程，才能真正形成並展現社會上的多元民意；單一的執政者，不論其稱為君王、元首、總統、總裁或是執政做為決策者，都是單憑個人的意志獨裁，其中任意與武斷的成分，必然遠較議會為高。有以為獨裁遠比民主程序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者，然則這必然是指做成決策的速度而言；若就發現決策的錯誤與修正錯誤的可能性而言，民主程序的效率通常遠較獨裁為高。因此，民主國家的民主正當性，必然是取決於國會係由民選的民意代表所組成，而非取決於國家元首是否為人民所選出。希特勒是民選的元首並不能證成納粹德國或第三帝國（Drittes Reich）為民主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