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念在二十一世紀仍深具力量。在法國，「共和」的潮流依然強大顯著。在美國，開國元老創建的三權分立制度也仍持續運作，而且意義重大。美國的開國元勛之一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稍後將於本書中擔任特別嘉賓。
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為民主注入了生氣，也象徵世人對共和政體的理解，但共和的種子其實早在上一個世紀，也就是十七世紀中葉，就已經播下種子。這顆有如埋藏在英國歷史中的寶石——也就是本書的書名——是我們今日可用來修復政治、經濟與金融的良好基礎。本書稍後將會有完整的討論，而且還會提到古老的教堂、遺失的手稿，以及歷史的陰謀。這些聽起來可能很有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風格。
我寫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我沿著泰晤士河慢跑的時光。我慢跑時常常經過普特尼區的聖瑪麗教堂。因為我聽說過一六四七年的普特尼辯論 ，於是某天我決定暫緩跑步，走進這座教堂，並到教堂的增建物參觀關於普特尼辯論的相關展覽。普特尼辯論被認為是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也是打造現代憲政民主的熔爐。在這場辯論舉行前的一年多，英王查理一世在英國內戰中戰敗，由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率領的新模範軍獲得勝利——這場內戰的起因，來對雙方對英格蘭的治理有不同的理念。政府官員與克倫威爾率領的新模範軍（由老百姓組成）於戰後進行辯論，商討查理一世入獄後英格蘭制定憲法的相關事宜。
經濟不景氣 世界各國負債增加
參與這系列辯論的最大團體為平衡派（Levellers），他們提出平等與憲政民主的論點，並將這些論點稱為「人民協定」（Agreements of the People）。這份協定是憲政民主制度首次贏得人心的文件，至今仍讓人深具共鳴。由於現在的民主制度備受抨擊，我們應該從平衡派身上尋求改進的靈感。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eurozone crisis）發生期間及其後，歐洲各國陸續出現政治垮臺，加上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情越演越烈，我的腦子裡就一直想起普特尼辯論和為其催生的平衡派。在我第一次閱讀到有關平衡派的書籍文章中，包括了歷史學家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前院長克里斯多福‧希爾（Christopher Hill）所撰寫的《世界翻轉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在這本書中，希爾提到十七世紀中期英格蘭的激進派政治團體開始嶄露頭角，因為他們在民主體制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現在許多國家的人民都強烈渴望擁有更令人滿意的政治選擇以及更均衡發展的經濟環境，我們很難不把平衡派當時的要求拿來與現今這些渴求做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