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後初期，南韓李承晚政府很快就將接收的日產幾乎全面私有化，以當時條件而言也必然多是低價出售，這些企業就成為戰後財閥體制的基礎。在1960年代，朴正熙靠軍事政變上台後，開始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時，財閥已有相當規模，因而促使他採取了和財閥緊密結合的政策路徑。尤其是他在1970年代大手筆推動重化工業時，將發展不同產業的重任分別交給不同的財閥，並承諾政府將給予長期的支持。當財閥不斷擴大勢力範圍時，中小企業的空間必然受到擠壓。
南韓戰後的民主運動承繼了殖民時代的反抗運動，並未像台灣那樣被國共內戰與冷戰完全切斷，並且一直在延續進行。爭取民主的力量來自學生、勞工與教會，這三方面的反對力量都有其來自過去歷史的傳承。當時他們的中小企業力量薄弱，而大企業與政府緊密結合。
日產工業維持國有 國營私營各有發展空間
在台灣戰後初期，如前述，國府因各種因素而普遍採取平均主義。它將最重要的日產工業在接收後維持國有化，而未將其大規模私有化，這一方面是為了維續統治的基礎，也是延續大陸民國時期國營的傳統；另一方面也與其扶植私有企業的方針相符，即國府在台灣自始即扶植私有企業，但扶植的同時也要確保沒有企業會大到造成統治上的威脅。因此國府在分配利益時，多試圖平均分配給各方勢力，使得私營大企業各自不會獨大，這樣的布局也給中小企業留下了較多的空間。
同時，國營企業並未持續擴張，未擠壓私部門的空間。因此，戰後台灣的產業組織形成如下結構，即國營企業—私營大企業—中小企業，各有空間。中小企業的成長必須放在這背景來理解。同時，這樣的布局也有助於台灣戰後所得分配能夠較為平均。
當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社會比較有條件挑戰威權統治，要求分享權力，會有民主運動產生是各國普遍的現象，差別在於主導力量為何的問題。在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國家中，大企業都會比較保守並會和政府關係較為密切，大企業也必然是政治力量拉攏的對象，政商勢力進而形成聯盟是普遍現象。相對於大企業，為數眾多而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必然和政府距離比較遠。
蓬勃的中小企業讓台灣製造業得以形成綿密的生產網絡，幫助撐起台灣的出口產業，然而，中小企業在各階段的產業升級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是有限的。在台灣1960年代開啟的第一波出口導向成長中，中小企業出口各色各樣勞力密集產品，是出口的第一線廠商，而與此配合的產業升級，則是由他們的上游、較大型的中間原料生產者擔任。
台灣小企業退居幕後 南韓財閥壟斷
到了台灣進入高科技產業時，較大型的科技廠商成為第一線出口廠商，與外商及工研院合作移轉技術，而中小企業雖然仍然數目眾多，但轉而退居幕後，多數成為一般性零組件的供應者，並未能與大廠商合作開發技術、參與產業升級，同時其附加價值率遠低於大型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