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一九八二年，正當鄧小平向柴契爾夫人表明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決定，國家內部也在尋索自己未來的方向。早於一九七九年，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就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第三項鏗鏘有力：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時代將臨，但中共的領導權威不容挑戰，這是討論政治改革的底線。鄧小平欲通過「改善黨的領導」來鞏固黨的地位，知識份子則接續四五運動，要求民主。如同李洪林在〈領袖和人民〉說：「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不過，波蘭工人在一九八○年的夏天大罷工，逼使當時的共產專政政權與罷工委員會妥協，除了表明尊重憲法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等，更重要是承認新的工會組織將獨立於黨和政府。這自然引起了中共關注，最終令他們調整國內的政策。
鄧小平在同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表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就可見一斑。他說：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多次說過，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必要鬥爭。」
他更說：
「有些地方鬧事嚴重的，如果確實必要，經過慎重考慮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定的程序宣布戒嚴，調動經過訓練的部隊，恢復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
這顯然成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血腥一夜的註腳。文革之後，中國遇上重新出發的機會，可惜只能以再度拒民主於門外告終。
社會主義經濟市場是一隻「好貓」
縱觀近代中國史，不少人物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令中國富強。從變法、共和制，到共產主義、改革開放，「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脫胎自遠的功利思維成為了近代中國的政治主軸。只要能令中國再次強大，任何有機會的方法都值得考慮—包括曾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資本主義—，中共則稱之為「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一九八九年解放軍鎮壓民眾後，鄧小平為往後中國的發展方向一錘定音：發展是硬道理。朱鎔基繼承了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思想，隨着他的地位日漸上升，他持續推動經濟，同時強化中央在相關範疇的權力，甚至親任中國央行行長三年。就在他退休前的一年多，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東亞病夫」看似已然病癒，準備與世界接軌。不過，他同樣認為經濟和政治的開放毋須並論。朱鎔基重視中央集權，曾訓斥領導幹部心中不夠黨中央的領導權威、共產黨的黨性，並強調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