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選文：武漢醫師，發哨子的人─艾芬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此前的一些報導，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第二篇報導。在中國社群網路遭到一再刪帖，網民以各種方式、數十種語言，一再復活、轉發，中國作家方方形容：「在刪了發，發了刪的對抗過程中，保留下這篇文章，變成人們心中一個神聖職責。這種神聖感幾乎來自於一種潛意識的覺悟：保護它，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接到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同意採訪的短信是3月1日淩晨5點，大約半小時後，3月1日淩晨5點32分，她的同事、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兩天后，該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過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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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陰影籠罩著這家武漢市最大的三甲醫院，有醫生告訴《人物》，在醫院的大群裡，幾乎沒有人說話，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討論。

悲劇原本有機會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接受了《人物》的專訪。她一個人坐在急診室辦公室中，曾經一天接診超過1500位患者的急診科此時已恢復了安靜，急診大廳裡只躺著一名流浪漢。

此前的一些報導，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採訪中，艾芬數次提起「後悔」這個詞，她後悔當初被約談後沒有繼續吹響哨聲，特別是對於過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前所未有的訓斥

去年12月16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22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後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當時，具體管床的同事在我耳邊嚼了幾遍：艾主任，那個人報的是冠狀病毒。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病人是在華南海鮮做事的。

緊接著12月27日，南京路院區又來了一個病人，是我們科一位醫生的侄兒，40多歲，沒有任何基礎疾病，肺部一塌糊塗，血氧飽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將近10天左右都沒有任何好轉，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監護室住院。同樣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檢測。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濟醫院工作的同學發了一張微信對話截圖給我，截圖上寫著：「最近不要去華南啊，那裡蠻多人高燒……」他問我是不是真的，當時，我正在電腦上看一個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錄了一段11秒鐘的視頻傳給他，告訴他這是上午來我們急診的一個病人，也是華南海鮮市場的。

當天下午4點剛過，同事給我看了一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細看了很多遍報告，下面的注釋寫著：SARS冠狀病毒是一種單股正鏈RNA病毒。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

當時，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應該呼吸科上報這個情況，但是為了保險和重視起見，我還是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當時我們醫院呼吸科主任正好從我門口過，他是參加過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說，我們有個病人收到你們科室，發現了這個東西。他當時一看就說，那就麻煩了。我就知道這個事情麻煩了。

給醫院打完電話，我也給我同學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這一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視。我也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裡面，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當天晚上，這個東西就傳遍了，各處傳的截屏都是我畫紅圈的那個照片，包括後來知道李文亮傳在群裡的也是那份。我心裡當時就想可能壞事兒了。10點20，醫院發來了資訊，是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佈，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資訊洩露引發恐慌，要追責。

我當時心裡就很害怕，立刻把這條資訊轉給了我同學。過了大概一個小時，醫院又來了一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沒有睡著，很擔憂，翻來覆去地想，但又覺得凡事總有兩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響，但提醒武漢的醫務人員注意防範也不一定是個壞事。第二天早上8點多一點，還沒有等我交完班，催我過去的電話就打來了。

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

當時，談話的領導說，「我們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某某某主任批評我們醫院那個艾芬，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你是專業人士，怎麼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這是原話。讓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麼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資訊，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麼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麼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麼做。

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餘人都沒有關係，你們乾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當天晚上回家，我記得蠻清楚，進門後就跟我老公講，我要是出了什麼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帶大。因為我的二寶還很小，才1歲多。他當時覺得莫名其妙，我沒有跟他說自己被訓話的事，1月20號，鐘南山說了人傳人之後，我才跟他說那天發生了什麼。那期間，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

週邊科室

很多人擔心我也是那8個人之一被叫去訓誡。實際上我沒有被公安局訓誡，後來有好朋友問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說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但那次約談對我的打擊很大，非常大。回來後我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強打著精神，認真做事，後來所有的人再來問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200多人，從1月1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一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後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1月9號，我下班時看見預檢台一個病人對著大家咳，從那天後，我就要求他們必須給來看病的病人發口罩，一人發一個，這個時候不要節約錢，當時外面在說沒有人傳人，我又要在這裡強調戴口罩加強防護，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時間確實很壓抑，非常痛苦。有醫生提出來要把隔離衣穿外頭，醫院裡開會說不讓，說隔離衣穿外頭會造成恐慌。我就讓科室的人把隔離服穿白大褂裡面，這是不符合規範的，很荒謬的。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病人越來越多，傳播區域的半徑越來越大，先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可能跟它有關係，然後就傳傳傳，半徑越來越大。很多是家庭傳染的，最先的7個人當中就有媽媽給兒子送飯得的病。有診所的老闆得病，也是來打針的病人傳給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傳人。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1月1日就關閉了，怎麼病人會越來越多呢？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麼多悲劇了。

1月3號下午，在南京路院區，泌尿外科的醫生們聚集在一起回顧老主任的工作歷程，參會的胡衛峰醫生今年43歲，現在正在搶救；1月8號下午，南京路院區22樓，江學慶主任還組織了武漢市甲乳患者康復聯歡會；1月11號早上，科室跟我彙報急診科搶救室護士胡紫薇感染，她應該是中心醫院第一個被感染的護士，我第一時間給醫務科科長打電話彙報，然後醫院緊急開了會，會上指示把「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1月16號最後一次周會上，一位副院長還在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另一位領導上臺繼續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號，江學慶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醫院的代價這麼大，就是跟我們的醫務人員沒有資訊透明化有關。你看倒下的人，急診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沒有那麼重的，因為我們有防護意識，並且一生病就趕緊休息治療。重的都是週邊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學慶是甲乳科的。

江學慶真的非常好的一個人，醫術很高，全院的兩個中國醫師獎之一。而且我們還是鄰居，我們一個單元，我住四十幾樓，他住三十幾樓，關係都很好，但是平時因為工作太忙，就只能開會、搞醫院活動時候見見面。他是個工作狂，要麼就在手術室，要麼就在看門診。誰也不會特意跑去跟他說，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打聽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麼關係？就是個肺炎。」這個是他們科室的人告訴我的。

如果這些醫生都能夠得到及時的提醒，或許就不會有這一天。所以，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後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雖然和李文亮同在一個醫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認得他，因為醫院4000多號人太多了，平時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電話借急診科的心臟按壓器，說李文亮要搶救，我一聽這個消息大吃一驚，李文亮這個事整個過程我不瞭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訓斥之後心情不好有沒有關係？這我要打個問號，因為受訓的感覺我感同身受。

後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證明李文亮是對的時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樣，不是激動、高興，而是後悔，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

活著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武漢市急診病人的真實情況。我說你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他說我代表私人。我說代表個人就告訴你真話，1月21號，我們急診科接診1523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3倍，其中發燒的有655個人。

那段時間急診科的狀況，經歷過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會顛覆你的所有人生觀。

如果說這是打仗，急診科就在最前線。但當時的情況是，後面的病區已經飽和了，基本上一個病人都不收，ICU也堅決不收，說裡面有乾淨的病人，一進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斷地往急診科湧，後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診科。病人來看病，一排隊隨便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完全沒法下班，發熱門診和急診也都不分了，大廳裡堆滿了病人，搶救室輸液室裡到處都是病人。

還有的病人家屬來了，說要一張床，我的爸爸在汽車裡面不行了，因為那時候地下車庫已封，他車子也堵著開不進來。我沒辦法，帶著人和設備跑去汽車裡去，一看，人已經死了，你說是什麼感受，很難受很難受。這個人就死在汽車裡，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一位老人，老伴剛在金銀潭醫院去世了，她的兒子、女兒都被感染了，在打針，照顧她的是女婿，一來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聯繫呼吸科給收進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個有文化有素質的人，過來跟我說謝謝醫生等等的，我心裡一緊，說快去，根本耽誤不了了。結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謝謝雖然幾秒鐘，但也耽誤了幾秒。這句謝謝壓得我很沉重。

還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監護室的時候，就是他們見的最後一面，你永遠見不著了。

我記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來交班，我說我們來照個相，紀念一下這個大年三十，還發了個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沒有說什麼祝福，這種時候，活著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點失誤，比如沒有及時打針，病人都可能還去鬧，現在沒人了，沒有人跟你吵，沒有人跟你鬧了，所有人都被這種突然來的打擊擊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屬有很傷心地哭的，因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屬也不會說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醫生說，唉，那就快點解脫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因為這時候每個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發熱門診門口的排隊，要排5個小時。正排著一個女的倒下了，看她穿著皮衣，背著包包，穿著高跟鞋，應該是很講究的一個中年女性，可是沒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護士、醫生來去扶她。

1月30號我早上來上班，一個白髮老人的兒子32歲死了，他就盯著看醫生給他開死亡證明。根本沒有眼淚，怎麼哭？沒辦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個外來的打工的，沒有任何管道去反映。沒有確診，他的兒子，就變成了一張死亡證明。

這也是我想要去呼籲一下的。在急診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沒有診斷、沒辦法確診的病例，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我希望能給他們一個交代，給他們的家庭一些安撫，我們的病人很可憐的，很可憐。

「幸運」

做了這麼多年醫生，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麼困難能夠打倒我，這也和我的經歷、個性有關。

9歲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個時候我就想著長大了當個醫生去救別人的命。後來高考的時候，我的志願填的全部都是醫學專業，最後考取了同濟醫學院。1997年我大學畢業，就到了中心醫院，之前在心血管內科工作，2010年到急診科當主任的。

我覺得急診科就像我的一個孩子一樣，我把它搞成這麼大，搞得大家團結起來，做成這個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這個集體。

前幾天，我的一個護士發朋友圈說，好懷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診，那種忙跟這種忙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這次疫情之前，心梗、腦梗、消化道出血、外傷等等這些才是我們急診的範疇。那種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確，針對各種類型的病人都有很通暢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幹什麼，怎麼做，出了問題找哪一個。而這一次是這麼多危重病人沒辦法去處理，沒辦法收住院，而且我們醫務人員還在這種風險之中，這種忙真的很無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點，我們科一個年輕醫生跟我發微信，也是蠻有性格的，說我今天不來上班了，不舒服。因為我們這裡都有規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說好安排，你到8點鐘跟我說，我到哪裡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對我發脾氣，說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領導的急診科放回社會，我們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為作為醫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說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診科主任，你該怎麼辦？

後來，這個醫生休息了幾天後，還是照樣來工作。他不是說怕死怕累，而是遇到這種情況，一下子面對這麼多病人感到很崩潰。

作為醫生來說，特別是後面很多來支援的醫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這種情況懵了，有的醫生、護士就哭。一個是哭別人，再一個也是哭自己，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輪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醫院的領導也陸陸續續地都病倒了，包括我們的門辦主任，三位副院長。醫務科科長的女兒也病了，他也在家裡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兒戰鬥吧，就是那種感覺。

我身邊的人也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點半，我們倒的第一個醫生，他說主任我中招了，不燒，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會兒，隔離病房負責的一個責任護士，告訴我說他也倒了。晚上，我們的護士長也倒了。我當時非常真實的第一感覺是——幸運，因為倒得早，可以早點下戰場。

這三個人我都密切接觸過，我就是抱著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結果一直沒倒。全院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奇跡。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會抑制這些病毒在肺內沉積。

我總覺得我們做急診的人都算是有情懷的人——在中國的醫院，急診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當中應該是比較低的，因為大家覺得急診，無非就是個通道，把病人收進去就行了。這次抗疫中，這種忽視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時候，物資不夠，有時候分給急診科的防護服品質非常差，看到我們的護士竟然穿著這種衣服上班，我很生氣，在周會群裡面發脾氣。後來還是好多主任把他們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給我了。

還有吃飯問題。病人多的時候管理混亂，他們根本想不到急診科還差東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擺一大排，我們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熱門診的微信群裡，有醫生抱怨，「我們急診科只有紙尿褲……」我們在最前線戰鬥，結果是這樣，有時候心裡真的很氣。

我們這個集體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線。這次，我們急診科有40多個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個群，本來叫「急診生病群」，護士長說不吉利，改成「急診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沒有很悲傷、很絕望、很抱怨的心態，都是蠻積極的，就是大家互相幫助，共度難關那種心態。

這些孩子們、年輕人都非常好，就是跟著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這次疫情過後，國家能加大對急診科的投入，在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中，急診專業都是非常受重視的。

不能達到的幸福

2月17號，我收到了一條微信，是那個同濟醫院的同學發給我的，他跟我說「對不起」，我說：幸好你傳出去了，及時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傳出去的話，可能就沒有李文亮他們這8個人，知道的人可能就會更少。

這次，我們有三個女醫生全家感染。兩個女醫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個女醫生的爸爸、媽媽、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個人感染。大家都覺得這麼早就發現這個病毒，結果卻是這樣，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代價太慘重了。

這種代價體現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們「急診加油群」裡，大家經常會交流身體狀況，有人問心率總在120次/分，要不要緊？那肯定要緊，一動就心慌，這對他們終身都會有影響的，以後年紀大了會不會心衰？這都不好說。以後別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遊，他們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還有武漢。你說我們武漢是個多熱鬧的地方，現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很多東西買不到，還搞得全國都來支援。前幾天廣西的一個醫療隊的護士在工作的時候突然昏迷了，搶救，後來人心跳有了，但還是在昏迷。她如果不來的話，在家裡可以過得好好的，也不會出這種意外。所以，我覺得我們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經歷過這次的疫情，對醫院裡很多人的打擊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幾個醫務人員都有了辭職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幹。大家之前對於這個職業的那些觀念、常識都難免有點動搖——就是你這麼努力工作到底對不對？就像江學慶一樣，他工作太認真，太對病人好，每一年的過年過節都在做手術。今天有人發一個江學慶女兒寫的微信，說她爸爸的時間全部給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念頭，是不是也回到家做個家庭主婦？疫情之後，我基本上沒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幫我照顧孩子。我的二寶都不認得我了，他看視頻對我沒感覺，我很失落，我生這個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時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還一直餵奶的，這一次也斷了奶——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有點難過，我老公就跟我說，他說人的一生能夠遇到一件這樣的事情，並且你不光是參與者，你還要帶一個團隊去打這場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等將來一切都恢復正常以後大家再去回憶，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2月21號早上領導和我談話，其實我想問幾個問題，比如有沒有覺得那天批評我批評錯了？我希望能夠給我一個道歉。但是我不敢問。沒有人在任何場合跟我說表示抱歉這句話。但我依然覺得，這次的事情更加說明了每個人還是要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因為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必須要有人，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是吧？

作為武漢人，我們哪一個不熱愛自己的城市？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以前過得那種最普通的生活，是多麼奢侈的幸福。我現在覺得把寶寶抱著，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個電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過，到現在來說都是一種幸福，都是不能達到的幸福。

＊本文原為《人物》雜誌三月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