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3月初對疫區劃分風險等級，以縣一級為單位，以連續14天確診病例數目和聚集型疫情為標凖，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湖北日報》報導稱，截止3月9日24時，湖北省共有高風險市（縣級市）縣12個，中風險市縣19個，低風險市縣45個。
按照該省防控指揮部的通告，武漢市以外的高風險地區將恢復重要民生企業，以及金融保險、港口貨運、重點產業鏈配套等；中風險地區還可以恢復產業鏈配套以本地為主的工、農企業，以及建築業、法律會計等服務業；而在低風險地區，除了人員聚集度高、場所密閉的影劇院、書店、網吧、酒吧、美容店、培訓機構等，其他企業可以恢復。
對於不同風險級別的地區，交通和客運恢復的程度也不同。流動人員需要持電子健康碼通行，或採取包車方式，「點對點」通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留意到，湖北省發佈的復工標凖「相對模糊，沒有明確的定義」。他認為，應該由中央級別發起，從疾病控制角度定下解封標凖。「比如一個地區達到零確診後，幾天屬於觀察期，觀察合格後幾天內做出復工決定等。」
但馬釗質疑，「分區分級分類分時」的決定是由地方行政領導，還是基層防疫體系中的專家團隊做出。
馬釗對BBC表示，「從疫情爆發到抗疫的整個過程來看，病毒並非遵照政府體系或行政區劃而發生或消亡，疫情發展與政府決策之間總會出現一些錯位現象。而目前看來最大的教訓之一是，沒有給與防疫前線的醫療人員足夠的發言權和參與決策的權力。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還將會出現諸如通報不及時、或者決策失誤的事情。」
解封中的烏龍事件
在湖北省通告出台的當天上午，距離武漢市150公里外的潛江市突然宣布解除交通管控，將從即日起允許符合無疫情小區的居民外出。該市已經將近半個月沒有新增病例，前一天還被列為「高風險地區」。
兩個小時後，該市宣布撤回通告。再過兩小時，湖北省出台前述通告。
該事件令期待出城的百姓希望落空，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討論。一位網友稱，「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這種朝令夕改的方式，是失信於民的方式，應當接受人民的批評。」
另一位網友說，「想解封，出省遙遙無期，各地政府都怕擔責任，互相踢皮球，只為保烏紗帽，老百姓死活已經拋在腦後了，慢慢熬吧。」
吳木鑾認為，該烏龍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混亂，以及權利「過渡中央化」的體制徵結。他說，「中央收權過緊，導致地方不知道怎麼處理。估計地方官員也是好心，但上面害怕出現連帶效應，另其他地方也開始解封。」
吳認為，這反應了恢復經濟與擔心問責之間的矛盾。「是讓老百姓丟飯碗還是患肺炎？他們要考慮如何平衡。」
馬釗也說，「湖北的官員一方面擔心經濟與民生問題成為新的恐慌的來源，也同時顧慮解禁後隨著人員流動疫情會捲土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