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北京長安街上發生的對和平抗爭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市民的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醜陋的事件之一。它造成了中國政府與中國社會之間的徹底分裂。從此我決意，永遠不向屠殺無辜民眾的強權者妥協；從此我決意，將生命投入到中國自由民主事業中，盡職盡力、受危受難、承天之意。後來我們知道了，從最黑暗的時刻開始，中華大地上無數不屈的心靈幾乎在互不知曉的海洋孤島狀態中不約而同的展開了政治反對運動的新一波原始探索。十餘年間，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代奮鬥者如同神農嘗百草一般，嘗試了各種和平反對的鬥爭形式，直至一九九零年代中後期，自由主義政治學說傳入中國，促成了中國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的思想成熟；直至世紀末互聯網時代突如其來將在茫茫迷霧中長期探索互不知曉的奮鬥者聯結成網；直至2003年—2005年，憲政自由主義的行動派——維權運動誕生成形，中國政治反對運動因此找到了具有高度原創性、深紮本土、不可磨滅的擴展道路。
2005年1月28日，我和範亞峰等人從北京八寶山趙紫陽先生遺體告別儀式上走出。我心情沉痛地懷抱著趙紫陽先生的大幅照片，走在人行道上，對面站著不少員警，回頭向殯儀館方向看去，只見它的外面排著由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們匯成的彎彎曲曲的黑色長龍。我問範亞峰：估計有多少人？他略一沉吟，回答：今天加起來，少說也有兩三千人！那段時間我正和範亞峰等人商議如何推動民間的有效聯結。此後數日，我們反復研討，得出一致判斷：不同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先生時公開合法的境況，參加趙紫陽先生遺體告別儀式發生在高壓時代，官方要求每個人憑身份證登記、認證。這猶如一把懸劍，潛含不確定的風險，令許多人望而卻步。即便如此，仍有數千人毅然出席，足以證明人們的道德勇氣正在恢復，民主運動的人氣正在重聚。根據這一微妙的政治浮標所昭示的資訊，我們決意採取大膽、堅決、持續性的行動，嘗試將民主運動升級至新階段。半年內，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集群橫空突起。這段頗具象徵性的插曲，見證了維權運動與八九學潮之間有著怎樣的精神血緣聯繫，也見證了行動者是如何與心懷皓皓之白而逝的偉人同命運、與自由精神不滅的永恆的八九一代共風險中汲取力量的。
我們以集群之力，在統治者也表面認同的中性法律區間內，公開、合程式的活動，捍衛公民的人權和政治權利，弘揚自由民主憲政的理念。我們所推動的蔡卓華印刷聖經案、太石村罷免村官案等個案維權和政治實驗，通過互聯網這一加速器、放大器發酵和傳播，引發了公民社會的廣泛同情和立體介入。越來越多的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勇敢的站了出來，越來越多孤島般各自為戰的奮鬥者通過參與維權或接力絕食聯結起來，越來越多被侵權的底層反抗者在英雄的維權律師輔助下走上自覺的政治維權道路。四宇光明，八方星聚，匯成浩浩洪流。在多元合力下，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由曾經被迫的邊緣重回民間公共精神生活的主流，其洶湧澎湃，逐波升級，引發了後極權維穩體系的高度恐懼，嚴酷的打壓隨即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