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這是奧威爾的一部名著的名字，也是我切入自由民主運動的時間起點。
這一年，十一月一個寒風刺骨的傍晚，在上海華東師大西區食堂的咖啡廳裡，我有幸聽到了一位老人的演講，老人的面龐刀削般剛硬，瘦矮的身體幾乎都裹在灰色的風衣裡。他用尖銳的江浙口音的普通話直接點名批評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頭腦僵化、對社會實施思想禁錮、動輒以政治批判壓制作家的創作自由。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名叫王若望。此時我剛從鄂西北山區縣來到大上海不到三月，平生第一次目睹有人在公開場合嚴厲抨擊最高領導人，我的心靈所受撞擊之深是難以名狀的。
當時的上海正沉浸在一場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小陽春」裡，是年夏季，開明政治家胡耀邦扭轉此前的極左回流，在作協四大上宣佈政治權力不再干預作家的創作自由，受此激發，上海地區傾向自由的教授、學者和作家們迸發出強烈的政治和思想言說激情，他們像開春躁動的生靈，紛紛走入大學講壇、學術研討會、沙龍、咖啡廳，發出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呐喊。仿佛有一隻無形的手牽引著他們相互競賽，比試誰能更新穎、更深刻、更立體的引介西方現代文化思潮，比試誰敢於講出更多的真話，敢於直指反專制爭民主的主題。王若望先生即是其中言論最大膽的自由作家之一。實在的說，這些自由的傳播者及其全國的同道，當時在學術專業性方面或許有所欠缺，但他們的言行透出了一種法國啟蒙運動學者那種無畏而激烈的思想氣質，展示了人類精神品格原初的理想性、純真性和簡單性，這在某種意義上奠定了後來三十年中國自由民主理想主義者的精神基調，我本人可以說就是在這場「小陽春」中獲得啟蒙的，是這些自由的傳播者大膽、開放、多元的言論的受益者。作為哲學專業的求學者，我的知識庫或許稍稍偏重於對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論資源的汲取和反芻，但從精神品格和政治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自由精神的產兒。
自傾聽王若望先生演講前後的那段時間開始，我就是各類學術講座政治討論的趕場式的聽眾，也是校園裡帶有青春騷動性質的球迷鬧事、食堂罷餐等事件的現場“圍觀者”。那幾年，人們對後極權統治下的禁錮、壓抑越來越感到難以忍耐，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直接行動的政治脈動在青年學生中醞釀，它終於在1986年12月的學潮中爆發，「小陽春」滋養下的上海實際上是那次學潮的中心。我一生中真正投入自主決策：帶有高度風險性質的自由民主運動，是從1986年12月22日的大遊行開始的。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寬闊的上海人民廣場上，我們一行數人舉著標語，突然面對腳步咚咚地奔湧而來的數千名青年工人時我的心情曾是何等的緊張。1989年波瀾壯闊的全國學潮爆發時，我已是武漢一所大專的教師，同八六學潮時一樣，為了盡義務，也僅僅只是為了盡義務，我做了自己作為一名自由知識份子應該做的直接行動。其後十餘年裡，我間或回到武漢，或徘徊于當年演說時的站位，或回顧某一危急時刻電光火石的一刹那，以及一青年學生突然模仿電影情節高喊「衝啊」引發數百人（或許數千人？）奔跑瞬間造成我們腳下的長江大橋像蛇一般扭動的那令人驚駭的魔幻一幕，心中深深明白：我的一生，業已和那個時代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