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私家藏書淵遠流長。宋朝時便常見記載，到了明清兩代，達到高峰。民國之後，漸趨衰頹，中共建國初期，這一傳統幾乎消失無蹤了。
明清私家藏書所以此普遍，固然與時代較近，文獻史料保存相對完整，梳理彙整容易有關。但也與當時人口穩定成長，造成科舉制度「僧多粥少」困境，士紳階級、官僚地主為求家族衍殖而逐漸形成的「科舉策略」，以及當時熱絡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
文人理想生活模式
公元一三六八年，明代開國以後，除了「靖難之變」期間，發生過短暫南北內戰之外，大體而言，四海昇平，尤其南方，百姓安居樂業，人口穩定成長。明朝初年為數僅三到六萬名的生員（即秀才，有資格參加國家任官資格考試，可以繼續往舉人、進士一路考上去的），到了十六世紀時，已經驟增為三十餘萬人，明末時更高達五十萬名。反觀之，科舉名額增加卻極其有限，這一結構變化，遂使得鄉試（考舉人）的錄取率，由早年的五十分之一，一下子降到三百～四百分之一。換句話說，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秀才，終其一生都不可能更上一層樓了。
（《唐人寫經》內頁，（唐）佚名抄寫，唐中期寫本，黃麻紙，一卷，沈仲濤研易樓舊藏／新經典文化提供）
因為這一嚴峻的事實，鄉紳士族、官僚地主等主要科舉應考階層，遂琢磨發展出了一套策略：有錢的家族，往往循「納貢」或「例監」之途，也就是花錢買功名，讓子弟獲得「監生」（太學生）資格，以便直接參加鄉試，閃避競爭激烈的生員行列；另一辦法，則是家族子弟內部競爭，如果不是資質特別穎悟的，經過幾年考試落榜之後，往往被要求改行經商，以其經商所得，庇護栽培秀異的晚輩。所謂「非父兄先營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指的就是這一種社會階層流通狀況：原本「士農工商」森嚴分明的中國社會，明代中葉以後，「士商」界線漸漸模糊，形成了所謂的「儒賈」（學文不成的商人）。千百年以來，「耕讀傳家」這一主流，竟有了分庭抗衡的力量了。
這一改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過就是社會力的變遷轉移。然而不然，「儒賈」登上歷史舞台之後，由於其教育背景，不但為商品經濟注入一股新活力，各種經營手法，推陳出新，因而有所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更由於其文化素養，關懷所在，一旦經商致富，有錢又有閒了，很快便引領風騷，創造出了各種生活美學。舉凡今日我們所見的傳統風雅之事，從飲饌、品茶、花藝、盆栽、園林、戲曲、養生、旅遊、小說、文人畫、清供玩賞……等等，無一不是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起來，最後形成一種「文人理想生活模式」，一花一木一石一物，都可玩出花樣來。整體論述則可從萬曆文士文震亨《長物志》、高濂《遵生八箋》，清初李漁《閒情偶寄》等書窺見端倪。美國著名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曾接受記者訪問：最想生活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史答以：「明代晚期」，或與此一「文人理想生活模式」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