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理上，可以理解主張兩岸和解、議會政治路線的國民黨，會因為香港爭取民主、反抗中共壓迫的街頭運動而進退失據。甚至毫不諱言，以國民黨選民群體中主流的保守性格，許多人不僅並不支持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甚至認同北京對於「暴徒」的定調。
然而，當其他黨內政治人物多只扭捏作態，呼籲「群眾理性」、「北京應傾聽民意」等不痛不癢的言論時，江啟臣卻敢於第一個以公開方式與來訪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香港立法會議員朱凱迪等一行人會面──而民進黨是整個黨團與他們會面。
儘管最終台灣未能修改《難民法》予港人實際幫助，縱只關注「反送中」對台灣內部的衝擊，當台灣人都透過電視、社群軟體，看見香港人民在街頭的慘狀而心繫香港時，哪個黨能更多的關心港人處境、提供幫助，毫無疑問能獲取更多的信賴。
江啟臣與香港來訪的一行人會面，關心港人處境及訴求的舉動，不但會斲傷與北京的關係，在注重與北京關係的國民黨內，也勢必面臨黨內保守選民群體與政治人物們的巨大的批判與不諒解壓力，但江的選擇代表他不但能夠正視台灣社會主流與年輕世代的民意，更能勇敢踏出這一步的行動，以國民黨的標準來說是相當進步、值得肯定的。
多次訪美，國民黨國會外交的要角
「親美、友日、和中」，是國民黨在馬英九擔任總統時對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重要戰略綱領──即嘗試在與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間取得平衡的同時，改善兩岸關係、維持和平。然而，遠程因素上，隨著兩岸交流進入政治深水區、太陽花學運的衝擊以及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諸多擴張舉動，台灣人漸漸對於崛起的中國感到排斥、懼怕；短程因素上，習近平修憲解除任期限制、「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改變了「九二共識」的定義、以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都持續地提醒台灣人中共的專制本質與對台威脅。然而，國民黨對於上述國際、兩岸乃至於台灣內部三個層次的情勢改變，完全無法給予有力的論述或政策回應，也被質疑在新形勢下無法善守「等距外交」的綱領。
過往，國民黨與美國的溝通管道十分暢通，2000年至2008年在野時，有資深外交官擔任國親聯盟駐美代表，代表國民黨與美方交流政治訊息、表達政策立場。不過，2008年重返執政後，國民黨人馬轉進外交部駐美代表處，卻就此關閉政黨的駐美代表處。在2016年敗選交出執政權以後，國民黨主席更迭頻繁、黨務混亂，面對世界大勢的改變，國民黨不僅沒有積極加強與美國的政策溝通，更在華府喪失話語權「形同噤聲」；反觀綠營透過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外圍智庫、同鄉會及FAPA等組織多管齊下，藍綠在華府的經營態勢十多年來此消彼長，態勢完全反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