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必須強調，限制出境涉及到對於人民遷徙自由之限制，即使是針對刑事嫌犯，也必須經由法院裁定，方得以為之。政府如果認為特定國家因為傳染疾病具有旅行之風險，應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8條發佈疫情警示，而不是片面禁止中小學師生及大學生出國。試問，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均認為並非疫區而無染病之風險，有何防疫上之必要而得以禁止國民前往旅遊？
至於公布姓名，本質上屬於行政罰法第2條第3款的「其他種類行政罰」，依據「處罰法定主義」，如無具體明確之法律依據，行政機關自不得公布相關民眾之姓名。昨日中央政府宣布，將公布前往第三級疫區國家或地區國民之姓名，即顯然欠缺具體明確之法律授權。蓋傳染病防治法第四章的「防疫措施」及第五章之「檢疫措施」，均未授權政府禁止國民前往疫區，對前往疫區之國民更無任何之處罰條款。如今，政府居然可以針對法律未禁止之行為，自行創設罰則，豈不是行政權漫無邊際、毫無羈絆？
實則，現任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大法官在690號解釋的部分不同意見書中即語重心長地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沒有人身自由，其他基本權的保障都將徒託空言，所以涉及人身自由的剝奪，是否符合正當程序，都應嚴格審查。」許院長彼時更強調，「專業有無可能濫權，當然也是我們考察的重點。歷史經驗顯示，當權者以罹患精神病為藉口，以達整肅政治異己目的之事例，屢見不鮮。……請小心，臺灣進入自由民主國家之林，還只是十多年前的事，而「好客」的臺灣人民果真沒有絲毫種族偏見或歧視（例如對外籍新娘或外勞），也無須本席多費筆墨推闡。……當代憲政主義不就是建立在對權力悲觀、對權力不信任的哲學基礎上？」
從許宗力院長的部分不同意見書來看這次政府的防疫措施，筆者不禁要讚嘆許院長的高瞻遠矚。實則，政府此次防疫，在滯留武漢國民的返國權利限制部分，確實即出現「專業濫權」、「整肅政治異己」、「種族偏見或歧視」的疑慮。而目前中央政府引用構成要件及授權手段空泛不明的特別條例第7條作為防疫的「尚方寶劍」，從限制國民（師生）旅行權利，乃至於威脅公布姓名，均欠缺法律的具體授權，更沒有依照行政程序法踐行相關之法律程序，做成行政處分，而保障被限制國民行政救濟之權利，違憲情形實屬昭然。
筆者必須提醒政府，防疫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以此為由，棄法治於不顧。如果政府認為新冠肺炎之疫情業已到了必須「緊急不識法律」的程度，那與其以構成要件空泛、授權手段不明的特別條例第7條作為法律依據，還不如由蔡總統直接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發佈緊急命令，並提交立法院追認，也比目前拿著雞毛當令箭，以特別條例當尚方寶劍此等破壞法治的手段來得妥當。
誠如許宗力院長所言，我國進入自由民主國家之林歷史尚淺；憲政民主法治建構不易，毀棄則僅在執政者一念之間。執政者不應持續以防疫之名，行違法毀憲擴權之實。
＊作者為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副秘書長，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