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度擔任台北駐德大使的謝志偉，對德國的政治文化有頗為深入的了解，平日常被邀請致詞或受訪，更多次從政府、制度面剖析德國實踐轉型正義的要件與過程。此次謝志偉在柏林辦公室接受《風傳媒》獨家專訪，更進一步從個人的角度出發，談論個體在轉型正義過程中應有的自覺，「一個人若到今天都沒有重新認識國家的本質，只會讓類似悲劇重複發生」。
談論轉型正義，謝志偉不免俗地先從自己說起。1980年初拿到獎學金，到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唸文學博士，接觸過去戒嚴時代教育下不曾有機會閱讀的文學與歷史，謝志偉一邊重新認識自己出生地的過去，一邊也比較德國與台灣在面對歷史的異同，也成了他口中「個人的轉型正義」的重要基石。
「在威權統治下 國家常被用為號召人們互相攻擊的藉口」
其他個人又該如何與轉型正義產生連結？謝志偉先是援引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強調個人在威權面前反思自身行為的重要性；謝志偉接著也提醒，在威權政府統治下，國家常被用為號召人們互相攻擊、殺害的藉口，因此每個人都必須重新建構對國家的正確想像。
謝志偉也以義大利俗諺「祖國來了，快逃！」詮釋祖國至上的可怕之處。謝志偉說，一般人對於「祖國」的想像非常正面，導致某些特定人士能利用「祖國」的概念來壓抑思想，甚至藉個體之力對不利統治政權的異己施暴。而執行者只看到國家，沒看到暴力，因此痛下殺手，也就是因為認定自己做的不是壞事，「是為國家做的事」。
談到國家藉個人之手除去異議份子，謝志偉也不免提及當年的「江南案」。竹聯幫陳啟禮等人在當時的情報單位授意下，赴美刺殺華裔作家劉宜良，陳啟禮等人事後雖然被捕，並入監服刑，卻仍自認為是「愛國」行為，出獄後仍對外大談種種經歷。謝志偉說，最悲哀的是，即便台灣的人權民主在解嚴後已是生活一部分，當事人至今卻還是照著情治單位交辦的任務為由辯解，沒有意識到已經犯下滔天大罪。
「國家絕對沒有這麼偉大」，謝志偉點出2項每個人在面對「祖國」時應有的態度：一是國家是抽象的，一個人不會碰到「國家」，只會碰到國家機器和操作機器的人，而這些人和我們一樣，都只是人而已；二是國家絕對沒有偉大到能給人權力掌握國家機器，去殺害他們心目中的壞人。
「對過去歷史產生同理 是讓教訓不被遺忘的關鍵」
除了認識國家是什麼，能否對過去歷史產生同理，也是讓所有教訓能不被遺忘的重要關鍵。相較謝志偉實際經歷威權與民主社會轉變，1990年後出生的世代，與當年各種極權政治的關係則因年歲交織而越離越遠。要讓人對所謂「歷史」有感，進而能對自己所處的社會有更多意識，謝志偉認為首要課題是「區隔腦袋與肚子的層次」。謝志偉指出，一個人若只靠肚子思考，就是形同野獸的層次，只能理解實際發生的事或感覺；相較之下，用腦思考才是「人」，能夠有思想、進行抽象聯結，即使沒有類似的遭遇也能理解。
謝志偉以自己參觀納粹集中營遺址的經驗為例，集中營內整理出大量的玩偶，意味著許多小孩帶著自己的玩具來到集中營，最後小孩被殺，玩具留下。「只要自己曾經是個小孩，就能想像這是什麼景像，」謝志偉強調，現在的年輕人不必經歷類似的生離死別，但一定要有想像、同理的能力，「這也是能看出一個國家民族是不是有內涵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