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下旬，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在南韓大爆發，確診案例以每天數十位、數百位的速度暴增，2月29日最高峰時單日增加909例。南韓人口約5100萬，僅是台灣兩倍多一點，病毒蔓延之快也讓民眾和鄰近國家陷入恐慌。
然而，不到一周之後，南韓確診案例已經減少一半，4天後又少了一半，直到22日已下降至64例，在極短時間內達到各國努力追求的「壓平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南韓成為中國之外，唯一曾有大規模疫情爆發、且成功壓平曲線的國家，不僅沒有用上壓制輿論、管制行動的中國式集權手段，也沒有如歐美國家使出「全境封鎖」卻重傷經濟的殺手鐧。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23日以專文分析，南韓防疫策略生效歸功於三項因素：快速行動、大規模檢測與追蹤，以及來自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持。《紐時》報導，青瓦臺曾透露，歐洲疫情急劇高升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與瑞典首相勒文（Stefan Löfven）都曾經親自致電給南韓總統文在寅，以討教南韓成功的抗疫策略。
雖然南韓官員一再強調，所謂「成功抗疫」也是暫時性的成就，畢竟鄰國若不當心防範，疫情隨時可能再度升高。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仍大讚，南韓親自示範如何控制住嚴峻疫情，並鼓勵各國「採納南韓和其他地區學到的寶貴教訓」。
教訓一：事態演變為危機前，及早介入
南韓在一月下旬出現第一起武漢肺炎確診案例，南韓政府就會見多家醫藥大廠，企業高層建議大量生產新冠病毒的檢疫試劑。根據《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南韓政府2月4日就快速批准了第一款檢測試劑組，製造商為首爾的Kogene Biotech公司，當時南韓確診病例才僅有16例。兩周之後，南韓病例數激增至近5000例，但工廠每天也已能夠生產上千組試劑；現在南韓每日生產試劑高達10萬組，正在與17個國家洽談出口訂單。
而在大邱市爆發嚴重疫情後，南韓政府也迅速宣布緊急措施，政府的新冠病毒應對策略顧問、流行病學家奇牟蘭（Ki Mo-ran，音譯）表示，及早發現群聚感染源是關鍵所在。
「南韓無須限制民眾的行動就能做到這種成績，是因為我們很早就找到主要感染來源，也就是新天地耶穌教會，」奇牟蘭說，「如果我們再晚一點才找出感染源，事態會變得嚴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