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經濟學教授波特斯教授（Richard Portes）則認為，現在看來很明顯，改變是必須的，因為各企業和人們現在都意識到，他們過去冒了怎樣的風險。
「就看貿易吧，」他解釋說，「一旦供應鏈受到（冠狀病毒的）干擾，人們就開始在本地尋找其他供應商，哪怕它們價錢更貴。」
「如果人們找到本地供應之後，因為那些已經認識到的風險， 他們就會堅持與他們合作。」
賈沃西克教授也同意，並且認識綜合因素將意味著西方的製造業會開始將一些工作轉回本土，或者用它的術語叫「外包回流（re-shoring）」。
「我認為（主要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加上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將會令企業切實認真地考慮回流，」她說。
「他們會將一些能夠自動化的生產活動回流，因為回流能帶來確定性。你不需要擔心你國家的貿易政策，而它也給你一個機會，去讓你的供應層面多元化。」
不過，這對於西方國家經濟來說卻不完全是好事。它們現在或許認為，自己已經太依賴全球化，而上述變化則會將兩頭都截斷。
全球化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世界範圍內轉移產品，而是轉移人，轉移想法和轉移信息；這是我們英國和其他歐洲經濟體非常擅長的事情。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英國貿易政策項目主管大衛·海尼格（David Henig）指出：「服務行業肯定已經跳崖了，而且再看看旅遊業和大學吧。」
「今年秋天，西方國家的大學新生入學率肯定會令人擔憂。這是一項巨大的出口產業……比如很多大學都依賴中國留學生。」
認為全球化就只是將製造業或者供應鏈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亞洲國家，這種想法太過簡單。它還會導致願意付費來我們的大學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大量增加，還有大量富裕的遊客想要來這裏花錢，這還只是服務業的其中兩項。
令全球化放慢甚至是倒退，肯定會對這些產業造成非常大的打擊。但即使這樣，戈爾丁教授仍然認為這一次全球大流行代表著一次重大改變，而且「供應鏈碎片化在2019年到頂了」。
不過，有一些領域，比如3D打印、自動化等，已經能夠感覺得到對客戶訂製化、快速投遞以及保護主義的需求；現在似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只會加速這個進程。
然而，真正的擔憂不在於這些變化是否會發生，而是它會走多遠，以及人們將會如何管理它。
戈爾丁教授有一個簡單清楚的方法來解釋不同的選項——結果會是更像一戰之後，還是二戰之後？
我們可能像1918年之後那樣變弱，國際組織更加弱勢，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經濟蕭條加劇。或者，像1945年之後那樣，有更多的合作和國際主義，像布萊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劃、聯合國以及關稅貿易協定等等。
戈爾丁教授仍然比較樂觀，但他擔心的是誰將領導這一切。「我們可以樂觀，但是我們也肯定沒從白宮那裏看到領導力，」他說，「中國也不能馬上就站起來，而大不列顛也不能領導歐洲。」
波特斯教授也有這樣的擔憂。他指出：「2009年倫敦G20峰會商定一兆美元（8000億英鎊）的國際合作協定，連德國都加入了。但是現在，G20里面沒有領導者，而美國是在國際場合當中缺席。」
全球化會倒退嗎？很可能不會，它對經濟發展太過重要了，倒退不可能，但是卻很可能會放慢。
不過，更重大的問題是，我們從這次危機當中汲取教訓了嗎？我們會學會發現、控制和管控全球化似乎必然伴隨的風險嗎？因為要做到這一點，目前似乎還缺乏所必須的合作與領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