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的傳教士、博物學家們開始進行台灣的人文與自然環境的調查，並在專業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台灣研究開始進入近代知識生產的體制與網絡。起源於西方的近代學術體制與知識分類架構，雖然透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擴張，形成了全球性的知識生產架構，取代各地既有的知識體制。
至於非西方世界，不論是自主性地透過近代國家的建立與大學制度的導入，學術近代化在國家的支持下，引進了近代的學知體系，或者，在歷史中一度淪為殖民地，受到殖民母國的影響，進入了殖民母國的知識生產體制中，成為被研究的客體，日後在解殖民的全球歷史潮流中，隨著政治體制的解殖民以及獨立，學知體制經過了繼承或是轉化，轉而成為自國的知識生產體制。
近代的學知體系，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從其源自於西方的型態，成為全球性的制度。台灣研究也同樣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其自身的歷史與現狀。在經歷了歷史上多方政治與知識體制的多重影響下，台灣的自然與人文等各個領域，從被研究的客體，逐漸變成台灣自我認識的知識體系。
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今，透過專業機構、大學制度、研究社群、與個別研究者的努力，台灣研究至今也累積了一定的成績。不論是作為被研究的客體，或是自我瞭解的知識累積，這些既往的台灣研究成績，以及先行者們的研究成果，成為我們今後繼續發展的歷史資源。
從最初的博物學的階段，到逐漸形成各個分科的發展；從地方的報導人，到逐漸建立自主的問題意識；從西方或是日本帝國範圍內的知識基地，到從台灣自己的機構建立自我瞭解以及回應或是貢獻於世界的知識，台灣研究在自我瞭解與參與世界的兩種不同的知識旨趣的激盪，在不同時期的逐漸展開，這是今天從事台灣研究的學子與學者應該自我意識到的，面對台灣研究，我們必須堅持的是既不傲慢也不自卑的自我認識，據此在知識世界中確立自我。
現今台灣與日本的台灣研究學門已經確立，在這過程中，戰後第一世代留學日本，從事台灣研究的台灣學者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我於一九八五年春天前往日本留學，至今我仍然覺得非常慶幸，當年抵達日本後還來得及相遇戰後第一世代留學日本，致力於台灣研究，並任教於日本高等學府的前輩學者，如王育德教授、黃昭堂教授、許世楷教授、劉進慶教授、戴國煇教授、劉明修教授、涂照彥教授、張良澤教授等學者。
王育德教授個子很高，笑容可掬，黃昭堂教授則不苟言笑，不時目光炯炯，許世楷教授是翩翩貴公子，張良澤教授瘦削像個苦行僧，劉進慶教授與涂照彥教授同屬一種類型，都是風度優雅的紳士，戴國煇教授堅定自信的嘴角與經常掛在臉上的一抹悲愴，令人難忘，而劉明修教授草根性較重，談話時三句便夾雜著一句「國罵」。如今除了許世楷教授、張良澤教授還健在外，其餘學者皆登仙籍，成為不歸人。他們之間的政治理念雖然不一致，但是其學術成就卻一致得到日本學術界的敬重，對戰後日本台灣研究學門的確立，貢獻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