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軍情6處前負責人索沃斯（John Sawers）日前表示，中國「在12月和1月份之間向西方隱瞞了真相」，並且認為中國應為「欺騙」行為負責。他接受BBC採訪時說，因為北京不誠實，現在面對來自國際社會的憤怒，「在美國存在很深的憤怒，他們認為中國讓他們遭受災難，在病毒爆發初期中國沒有應對，中國逃避了很多責任」。
澳大利亞前外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最近也表示，在對華關係方面，西方國家需要協調一致。
百年恥辱和民族主義
周三（4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反駁了來自美國的「索賠」言論。他強調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是疫情的受害者，各國患病的人都是受害者，呼籲國際合作共同抗疫，並說賠償論是不負責的說法。
不過「索賠論」引起的爭論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輿論的分裂，也給本來的政治制度之爭蒙上了民族主義爭論的色彩。例如作家方方記錄武漢疫情隔離的《武漢日記》在境外出版，中國官方《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批評說，《武漢日記》在美國出版給中國公眾帶來了傷害。許多批評者指該日記給中國抹黑，在他國欲向中國巨額索賠的時候授人以柄。
中國國家教育體系中一直有「百年恥辱」的敘事，在1999年貝爾格勒中國使館被炸和2001年南海撞機等中美對抗事件中，「百年恥辱」都反覆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抗議中被提及。
雖然「百年恥辱」的歷史真實性受到西方學者的質疑，如美國學者艾略特（Jane Elliott），但是結束「百年恥辱」已經成了中共自1949年以來讓國家」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發展敘事和合法性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涉及中國的政治爭議一旦被納入歷史恥辱敘事就沾上了民族或種族對抗色彩。如「人權高於主權」及國際干涉主義，美國司法長臂管轄，和這次出現的向中國索賠的說法引發的爭論就超出了一般的政治原則範疇。
《武漢日記》的作者方方說自己受到了「極左」勢力的圍攻，但她的許多批評者已經把問題上升到了愛國和民族的高度。
2月3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批評文章後，種族主義指責就進入了疫情期間的輿論爭議。與此同時，境外媒體，特別是右翼媒體和小報，也一直有關於中國人吃蝙蝠，吃狗肉，中國製造廉價劣質產品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