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經濟學家受到大型企業與戰時計畫的成功所啟發，於是更進一步欣然肯定蘇維埃體制。最極端的例子之一是1930年代與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講學的波蘭經濟學家蘭格（Oskar Lange）。在前往蘇維埃占領的波蘭旅行一趟之後，他放棄他的美國公民身分，成為親蘇的波蘭共產政府的駐美大使。接下來的二十年間，他在波蘭政府擔任領導角色。我們會在本書的尾聲一章詳細描述他的中央計畫制度主張。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與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是第三位邊際革命之父孟格的高徒，他們指出中央計畫制度的缺陷：中央計畫者缺乏做成最佳配置決策所需的資訊和分析能力。人們對價值的評估是私人資訊；市場的高明就在於它有能力透過價格體系，把這項資訊從消費者傳播給生產者。對比之下，中央計畫則導致資源的嚴重錯置（生產沒有人想要的財貨），而在真實世界裡，這正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例如蘇聯。此外，中央計畫的經濟體為政治的濫權開了一條路，這就是海耶克那句令人難忘的名言─「通往奴役之路」。
面對中央計畫制度的威脅，西方自由主義者於是斷言，資本主義儘管有其限制，仍然是較優越的經濟組織方法。應付獨占的最佳辦法就是反托拉斯法、管制，並在最重要的產業裡限制國家的所有權。在美國，政府對「自然獨占」（如電力）實施價格管制；在歐洲，重要公用事業與其他大型公司通常為政府所有。在戰後的經濟榮景裡，大家對私有財產的問題變得眼不見為淨。
＊作者格倫・韋爾（Glen Weyl），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耶魯大學法學院與經濟學系資深訪問研究學者。艾瑞克・波斯納（Eric Posner）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與美國法律協會會員。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