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太陽花學運」最直接的結局，造就頂層社會權勢的轉移（藍轉綠），但底層社會階級流動仍然維持不變。「權與利」板塊從外省軍事集團遺緒，轉移到本省地主、富貴及知識精英階層。
由學運而起的兩個政治勢力，時代力量和柯文哲，前者雖然以年輕人為核心，也有著追求公民社會公平正義的強烈理念，但實際上只是取代了深綠的台聯黨，成為激進反中、急獨小黨。柯文哲和台民黨，在主要來自民進黨的絞殺之下，很難有樂觀的前景可言。
一場轟轟烈烈年輕世代的政治運動，參與者充滿對現實的不滿，對改變未來的期許，結果到頭來，卻是什麼都沒有改變。
和平狀態之下，進步價值，公民意識，自由主義，都是無法根本解決「不平等」或「貧富差距」極化問題的。美國古典和歷史學者，沃爾特.沙伊德認為，「不平等」只能被戰爭、瘟疫、暴力革命和國家崩潰，這四種狀況所逆轉。
》》》身份政治
除了兩岸間特殊的小環境，「太陽花學運」也是全球反全球化大氣候之下，所引發的身份政治的產物。
世界各地全球化造成貧富差距加大，底層民眾越來越困苦，讓他們向內凝聚團結，向外對抗衝突，興起一種「地域中心」和「本土優先」主義。人們在意「我是誰」，和「誰是外在的敵人」和競爭者。
小到台灣、香港，接連掀起恐中、抗中、反中狂潮。大到英國脫歐，美國川普反移民，把中國大陸視為最大威脅的「再一次偉大」計畫。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在外在環境的變化、挑戰之下，也從溫和的愛國主義，轉變為激進的民族主義。也是一種「身份政治」。
不過要小心，大國或西方聯盟的「身份政治」，可以保護自身利益，向外掠奪擴張，而小國的「身份政治」，過於強化主體性和尊嚴，卻會過度封閉，喪失了「見好就收」，與大國間協商妥協機會，更容易成為大國角力的籌碼和犧牲品。
韓國瑜在總統大選中為何落敗？成為全球民粹政治的例外。媒體人吳典蓉分析道，一個最關鍵的差別是，韓國瑜雖有最原始的、反菁英、反建制的民粹能量，但遇到更強而有力的國族民粹，韓國瑜式的人民對抗政府菁英的劇碼就形同是民粹小兒科。「國族民粹」已成為台灣「身份政治」的極致，含有強烈的「排他」性。
「排他」可以在樹立人民內部敵人的過程中，為某些政黨贏取現實利益，但是卻阻隔與外部連接，尤其是兩岸間的經濟合作關係。長期而言，像台灣這樣依靠大量出口才能生存的經濟體，「身份政治」終將把台灣帶入另一種生存險境。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