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台灣仿若異世界。全世界籠罩在武漢肺炎下，而我們除了執行一起死刑，近年幾起兇殺案法院審理的結果，也紛紛出爐。然而審判結果，卻使義憤填膺的民眾難以信服。
廢死聯盟辯論重刑下必有冤案、勿忘江國慶，又或著提到沒有人擁有奪取他人性命的資格等論點；不過這類的呼籲總是被反方駁回，認為這是忽略受害者的人權的說法。
目前許多國家基於人道主義、宗教原因等因素，已然廢死。台灣為什麼不能廢死？民意不足，決策者自然缺乏理由廢死。大家深知：一旦廢死，就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德國廢死至今，根據統計，仍有不少民眾希望恢復死刑。約旦雖然是基督教國家，但也因為犯罪率提升，而恢復執行死刑；不過，與此同時，目前沒有明確的數據，證明普遍廢死的國家，犯罪率是否因而上升。
沒有死刑了，並不代表境內人民聲浪都是贊成的。許多國家人民在遇到罪大惡極的犯人時，仍會高呼死刑。例如：造成五十餘人死亡的2019年紐西蘭槍擊案，已廢除死刑的紐西蘭，有6.5萬人連署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
近年幾起須兇殺案，民眾普遍希望兇手判處死刑，但其中幾個加害人，卻因為罹患精神官能疾病，使結果未能使大眾口服。社會安全網的漏洞怎麼補？成了重要議題。
內湖女童命案兇手王景玉，和台中刺殺牙醫案的賴亞生，針對這類精神病官能疾病患者，死刑並不能達到威嚇作用，他們行為時並沒有理智做判斷。然而，國家保障我們人身安全，沒有人需要活在恐懼裡，犯人在服刑期滿、假釋後，回到社會上，又成了民眾與廢死間的拉扯。
這次鐵路警察遭刺殺的案件令人悲痛惋惜，兇手鄭再由因行為時有精神障礙獲判無罪，司法方備受民眾撻伐。日前嘉義地方法院公開此次判決書，以69頁詳實說明原因。鄭罹患思覺失調症十幾年，在案發當日行為十分焦慮，認為自己正遭到算計，會被親人謀殺騙保，奔走城市買了刀，用以自衛，同時又去派出所報案、打電話給社工或是議員辦公室等單位，希望保護自己安危。據鄭男口述，火車逃票，是為了「隱匿自己行蹤」，確保沒有被人跟蹤，並打算北上找電視台爆料，試圖尋求庇護。被查票時，他認為自己似乎被針對，還是被整列車廂乘客針對，警方甚至是迫害他妄想的幕後兇嫌之一，而後出於自衛刺殺警察，造成此裝案情發生。
近年來「修復式司法」開始有了更多討論。根據新竹地方檢察署網站說明，修復式司法是：「對加害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甚至社區的成員或代表，提供各式各樣對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讓加害人認知其犯行的影響，而對自身行為直接負責，並修復被害人之情感創傷及填補實質損害。⋯⋯修復式司法關注的重點不在懲罰或報復，而是國家如何在犯罪發生之後，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並賦予「司法」一種新的意涵，即在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
對於死刑案件，新聞常常缺少深入而平衡的報導。「媒體審判」（新聞渲染媒體意識，使民眾在案件審理結果出來前，就對案情懷有「無罪」或「有罪」想法）的現象愈演愈烈，民眾一手指著記者破口大罵，卻也在新聞扁平的報導中逐漸被洗腦。
為鄭男做精神鑑定的沈正哲醫師，也發布臉書Po文表示，擔任精神科醫師的這幾年，他很努力地希望因為他的治療，能讓個案和其家屬生活獲得改善，同時減輕因為個案的精神疾病對家庭及社會造成的困擾與負擔，發生不幸的事情，他相信沒有人願意看見；精神醫療的困境與病患的處置細節（如強制住院等）才是更需要被關注的，也才真正能預防這樣的遺憾再發生。
這次鄭男一審獲判無罪後，許多政治人物表態立場，若立場與民眾雷同，就令人看了拍案叫絕。實際上，精神鑑定的醫師、檢察官與法官等人，也需要大眾更多的尊重，若司法總是順從民心，而罔顧正義，那民主國家的精神就不復存，只能稱上民粹。近年來，我們想改善社會，讓公義躍然世道，可大眾的感官，常有牆頭草等盲從現象，哪邊呼聲高倒哪邊，缺乏主動理解。
死刑向來是沈重而有爭議的議題。這個議題可以再劃分加害人有無精神官能疾病；而對於精神官能疾病患者，是否能夠求處死刑等，都是延燒不斷的問題，不可以一言而蔽之。在毫無充分了解下，論對「死刑」支持與否，未免過於化約。
四年前，已故女作家林奕含，在自己的婚禮上說：「如果我可以成為一個新的人，⋯⋯我想要成為一個，對他人的痛苦有更多的想像力的人。」的確沒有人有資格奪去他人生活的權利，我們每一次的發言，都是一種聲量。不論廢死與否，期望每個人在充分理解新聞後，再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判斷，這是民主國家人民的課題。
＊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大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