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因執行徹底的邊境管制及封鎖措施，因而有效控管疫情。鑑於此，我深刻體會到要防止此種傳染病的流行，盡可能地提前部署，讓資訊公開化，與整個共同體建立信賴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一開始就預想到會付出昂貴的社會成本，但如果延後處理，整座城市非得進行封城的話，屆時的損失更是無法估算。另外，拜臺灣政府的先見之明所賜，就算是弱勢族群，也不用暴露在被感染的危險中。
有關這次新冠肺炎的因應措施，臺灣在世界上收到許多正面的評價。有很多媒體或評論家認為有幾個原因：因為一直以來和中國的緊張關係，對WHO（世界衛生組織）不會過度信任，尋求一套獨自的對策，以及過去對抗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經驗，無關人事酬庸而是依據能力延攬專家入閣，並尊重其專業而得來的成果。
不管是哪個理由，都有道理。但是，我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更深層之處。
簡單來說，就是臺灣一路走來的全部歷史，都活用在這次的防疫行動之中。
臺灣政府對弱勢族群的同理心
臺灣的宗旨是什麼呢？WHO秘書長譚德賽在記者會上指責臺灣，宣稱「遭受來自臺灣的種族歧視攻擊」之際，蔡英文總統回答：
「臺灣向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我們長年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比誰都知道被歧視和孤立是什麼滋味。自由、民主、多元、包容，是臺灣人堅信的價值，想要邀請譚德塞訪問臺灣，就能了解到我們對防疫的努力。」
從此高格調的反駁內容中，可窺見端倪。
臺灣真正獲得如此價值觀的路途是遙遠、崎嶇險峻的，經過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1945年後受到國民黨統治，因爆發二二八事件而實施戒嚴令，經歷了「白色恐怖」時代，有許多無辜的人因政治鎮壓而遭到逮捕、處刑。之後，受到1980年代高漲的民主化運動影響，1987年解除戒嚴令，1996年實施總統直接選舉。一路走來，才終於實現了「臺灣人的人民自決權」。
在經歷三度政權輪替的臺灣，透過投票，培育出來的是的「檢驗功能」。如果被選出來的領導者有濫用權力或重大缺失的問題，臺灣選民會進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透過彈劾或投票毫不留情地拉下台。
與民主化一起盛行的，是長年以來受到壓抑的女性、原住民和性少數（LGBTQ）等弱勢族群的權利運動。2005年，增修憲法條文裡面導入了保障女性立法委員名額的比例制（佔立委席次大約三成的比例代表制裡，各政黨必須推派半數以上席次的女性擔任不分區立委），提高女性立委的比率，以及近年來在原住民運動中高聲疾呼的「没有人是局外人」，明顯地可以感受到對於所有的天災人禍和不平等皆視為「自家事」的同理心，也孕育了相互靠近、想要伸出援手的心情。這也表現在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之際，臺灣捐給日本的巨額義援金之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