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薛頌留先生就是第一批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上海幫生意人。他們原本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上海淪陷之前，當機立斷結束事業，扶老攜幼，全家十來口渡海到臺北。變賣攜帶的大量黃金後，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的三層樓房，並登記「國華書店」為事業基地，由薛頌留當董事長，弟弟薛瑜擔任經理。
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洋溢著臺灣知識分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我有幸躬逢其盛，可以說大半生與書街共生、共榮。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是重慶南路書街的全盛時期，我當學徒的國華書店，在一九五六年，因業務擴大，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以出版、銷售綜合圖書為主，成為戰後書街的一哥。取名這個名字，多少象徵了當時投機商人的意識型態。
記得那時書店裡最暢銷的書，是臺大黃大受教授的《世界史大綱》、《中國史大綱》、《中國通史》等。另有《大學入學指導》，當年大學的錄取率大約只有百分之一、二，這本書是年年考生的必備手冊，可見其熱銷的情況。為了節省成本，除了特別的技術性書籍，皆為三十二開本，紙張都是未漂白的再生紙。
早年經營出版業或開書店算「文化事業」，營業登記的申請與審核條件雖然並不嚴苛，但一般人都覺得這是「讀書人」的事業，或許也因儒家評論士、農、工、商的關係，大家對「士」有一種莫名的崇敬，難免敬而遠之。二戰後，臺灣人剛剛脫離殖民身分，當時百業蕭條、民生凋敝，生活求溫飽都難，根本談不上文化建設。直到國府接收臺灣，隨之而來的上海商賈進駐了最靠近政治中心(總統府)的重慶南路，獨占了日本人遺留的、少有人知道的「金礦」營生。
隨著臺灣政局、經濟逐漸穩定，社會大眾渴求知識的極端反應，讓政府放寬了出版業的法規限制。出版社如雨後春筍的成軍，出版業從很保守、封閉到突然大躍進，很多書店的資深夥計離職自設門戶，分食這塊大餅。
當時的暢銷書，文學作品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鹿橋的《未央歌》、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和《異域》、王鼎鈞的《開放的人生》、龍應台的《野火集》、夏元瑜的《老生常談》、三毛的《撒哈拉沙漠》、趙寧的《旅美散記》、白先勇的《臺北人》，以及瓊瑤的愛情小說(分前期在文化圖書公司的百餘種，與後期在皇冠出版的百餘種)，還有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倪匡的推理小說，都是當年銷售驚人、一印再印的「印鈔書」。
至於最受歡迎的翻譯書，有《咆哮山莊》、《簡愛》、《西線無戰事》、《小婦人》、《飄》、《基度山恩仇記》、《孤雛淚》；舊俄作家的小說更是風行，如《戰爭與和平》、《齊瓦哥醫生》、《父與子》等。最長銷的古典書則是《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聊齋誌異》、《七俠五義》、《封神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