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0)年是「天安門事件」31週年，由於30年整數的紀念，甫在去年此時於香港「反送中」事件的風暴中渡過，且當前舉世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震撼危疑間擺盪，故今年的「六四」紀念本來應該是在各方行禮如儀、各自表述下渡過，但卻因中共當局強推香港「國安法」，實質扼殺「一國兩制」，又指使港府禁絕維園紀念活動，而使今年的「六四」張力更勝以往。
香港變局，是鑲嵌在美中關係的大背景之上，更發揮牽動、引燃的作用。今年5月20日，美國白宮發表美中關係報告，明確承認過去30年的美國對華政策因未能促使中國大陸遵守國際規則而需改弦易轍，並宣佈兩國已係強權競爭關係，幾近拉開「新冷戰」序幕。該報告發表的同時，中國大陸人大迅雷不及掩耳宣佈將儘速推動「國安法」立法，引發美方強烈關注，川普總統旋即宣佈中止香港特殊地位，使香港議題被推至美中對抗的前沿。
然而，香港民主黨派等反對勢力並沒有等到期盼已久的多方聲援。美國在不久後陷入種族衝突的旋渦中，迄今難以分身；原殖民國—英國難以著力，只能由首相強生表態考慮放寬港人申請簽證條件等措施，其他歐洲、日本及加、澳等國則大體靜默。就連去年積極「撐香港」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也顯得格外審慎，而過去踴躍在網路空間聲援「反送中」運動的台灣年輕網民，反倒群起反對大舉開放港人移居台灣，理由竟是「不喜歡香港人自以為優越的態度」及「不要港人來搶工作、炒房價」。對比總統大選期間的義正辭嚴，完美顯示所謂台灣「進步力量」的侷限、反覆與自利。
確實，台灣各界對「六四」的紀念與對中港兩地的民主化聲援，從來就是力道不足，缺乏誠意，不單單以台獨陣營為然。曾經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宗旨的藍營，尤其顯得進退失據，有口難言，最後竟連幾句場面話都懶得說了，只有在香港出生的前總統馬英九持續關注香港議題並適時發聲，不啻是這個創建現代中國的泱泱大黨的一大自我諷刺。
平心而論，台灣社會對「六四」及香港議題的冷漠態度，有其歷史、政治與文化背景，而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其自身運作的邏輯。因此，與其以民主價值或民族大義苛責台灣民眾，不如深入闡釋為何台灣應該也必須支持中港的善治與民主進程。
最早會被提出的，是「唇亡齒寒」理論，這也是部分綠營人士(包括外交部長吳釗燮)的主要論述之一。論者以為，中國大陸壓制香港後，很快就會轉而對付台灣，故台灣要接納香港反對勢力，進一步結合各國力量，共同應對中共挑戰。此一論述有其價值，但也有其盲點，主要是將香港視為抗中保台的工具和利益結合的暫時性夥伴(friends of convenience)，對港人的號召力有限，也欠缺訴諸中國大陸官民及相關國家的正當性與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