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提到，中國在軍事實力較弱的1990年代反而更敢動武，現在則多半仰賴海岸警衛隊巡弋「霸凌鄰國」；2002至2012年期間，在「謹慎的」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執政下，中國對南海的政策反而「更具侵略性」。張可天提出「成本平衡理論」解釋中國執政者的決策模式：「當以決策建立聲譽（reputation for resolve，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國際）的需求強烈，而達成的經濟成本很低時，中國就會使用強制性手段。」
因此2000年代初，中國希望與東南亞國協（ASEAN）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時，南海局勢一片平穩；後來中國認定東協比起任何其他東西，更加需要中國貿易之後，中國的南海決策變得獨斷，並且遏阻南海國家尋求國際幫助。
中國境內也試著使出經濟方面的強制手段，《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尤其喜歡造成不對稱的貿易關係，給逆差的一方帶來痛苦」，例如2012年南海領土爭端期間，中國禁止從菲律賓進口香蕉，這僅給菲律賓農民造成了災難，幾乎沒有傷害到中國自己的消費者。
中國對其他許多國家複製類似的經濟霸凌模式，在如今的戰狼外交中，中國甚至向西方施加壓力，要求歐美國家答應它的要求，最近中國抵制行動的目標是澳洲進口牛肉和NBA火箭隊比賽，但中國當局不會抵制對中國人民來說更重要的商品。
後新冠時代的中國擴張
中國近幾個月來也一直表現出對外侵略性，《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在今年瘟疫大流行期間累積了自信，也正在利用全世界被新冠肺炎分散注意力的大好時機。」除了中印邊境發生衝突之外，中國決定對香港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法，對澳洲和其他西方國家實施貿易抵制，並派遣海岸警衛隊在南海巡邏、騷擾外國船隻。地緣政治上，全球防止中國侵犯的注意力確實被新冠肺炎分散。例如，政府很難就「港版國安法」立法指責中國，同時還要與中國談判購買呼吸機設備。
但是中國比以前更不依賴其他國家，也表現得異常自信，改為刺激內需來恢復該國受新冠肺炎影響的經濟。先前為了控制病毒蔓延，中國幾乎不對外國人開放，中國父母開始猶豫該不該把孩子送往國外，中國官員呼籲總部位於香港的外國銀行必須支持《國家安全法》，否則就讓別的銀行取代。
就連歐洲也成為中國高級外交官展示戰狼自信的新場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但是歐洲不必屈服於中國的經濟欺凌行為，也可以對中國說不，因為歐洲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較低，歐盟在中國進行貿易和投資所帶來的戰略脆弱性也逐漸超過帶來的經濟機會。
順著中國減低對國際貿易依賴的作法，其他國家趁機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就能使自己更加安全嗎？印度是最新面臨此困境的國家，但恐怕不會是最後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