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場范雲只好狂抄筆記，試圖在七彎八繞的政治話術中聚焦、複述，待李登輝點頭確認後，遂通過校際投票而散場。野百合學運最後達成四點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這是范雲第一次見到李登輝，而國家領導者親自回應社會運動，更是台灣史上第一次。
李登輝和平地完成政治改革的拼圖，國會與總統直選後，人民可以選出台灣人的總統，也可以選出台灣人當總統，在野的民進黨不必取得國會多數也可能取得執政權。
創造本土化與台灣主體思維
范雲指出，李登輝是第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總統，出生在日治時期，見證外來政權進入台灣，歷經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體會到「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悲哀」，他的個人生命史就是台灣的近代史。她認為，李登輝創造了本土化的空間與台灣主體性的思維。
「但別忘了，他一直很肯定蔣經國，蔣經國是威權時期的領導者耶！這代表什麼？」范雲話鋒一轉，提到了她最為念茲在茲的問題。專訪當下，她剛上任立委一個月，辦公桌沒有太多文件，一份是武漢肺炎特別條例與預算，一份就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報告。
寧靜革命沒有流的血，化成島嶼深處的瘀青。黑金政治成為地方派系的伏流，蔣氏政權不能公開檢討，金融改革也是千禧年前的未竟之業，公民社會持續為此付出代價。范雲發現：「政治是一個方程式，但無法同時解答每個未知數。」
未正面回應金權政治責任問題
二○一○年野百合學運二十周年時，李登輝與野百合世代齊聚一堂，前者想回顧榮光，後者想檢討功過；前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林繼文談憲政改革，社會所研究員李宗榮與吳介民分別評價金權政治與兩岸關係。只可惜他沒有正面回應，雙方像是各說各話。
「如果我們要讓民主體制更好，就必須解答這個方程式。」前一個世紀未解的習題，范雲深受其害。在金權政治的陰霾下，選票就是鈔票，大黨小黨都沒錢，選議員募到八十、一百萬元還過得去；她在一八年想選台北市長，就拿不出兩百萬元的保證金。
不過五年，台灣經歷了三一八占領國會運動──人數與規模媲美二十五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政壇颳起一股新政治的風潮，范雲也帶頭成立了社民黨，並前去拜會九十二歲的李登輝。「當我跟他說社會民主，他就說他也是個左派。」縱使政治風雲變色，兩人最有話聊的總是這些高大上的理論。
嚮往社會民主，鼓勵小黨發展
李登輝從總統大位退下後，離開國民黨轉而成為台聯的精神領袖，本土化與社會民主的理念在晚年越來越鮮明，後者卻是一手創立的台聯無法企及。范雲認為，李登輝更嚮往的是社會民主，多是相談甚歡，甚至鼓勵小黨繼續發展。
青春驚艷了時光，從容溫柔了歲月。李登輝年紀大了，聽力不好，每次碰面卻總愛拉著她話當年，談知識、聊願景、分析國際局勢、議論社會民主，講起野百合學運滔滔不絕。在他眼裡，范雲始終是當年那個台大社會學系的學生；縱使她不想回到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