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嘆說，「你看到大陸人權律師所得的『報應』，或多或少令法律工作者有點憂慮。」
專家稱香港司法制度受到衝擊
陳景生對BBC表示，從《國安法》訂立的過程觀察到，中港兩地政府均想把大陸的司法制度應用在香港。 他舉例說，根據草案，中國將會成立駐港國安公署，在特定情況對「極少數」案件行使管轄權，但沒有清晰界定何謂「極少數」，亦沒有交代何謂管轄權。他又批評，「國家安全」這個字的定義可以很廣闊，包括香港內部的治安、食品衛生安全等問題也可被納入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削弱香港的「一國兩制」，字眼上的模糊性，令香港法律界難以接受。
「香港的司法不應該是看有多少人受影響，來決定這條法例對不對，如果說一小撮人受影響，去決定法例的合理性，用普通法的角度來看，這是垃圾的論據，」他說，「如果這條法例是不對的話，一個人被控告也是不合理的，你要看一個系統，如果每宗案件你都逐一看個別人士受不受影響，這就變成人治的制度。」
港大學者陳敏文亦質疑，大陸和香港官員多次表示法例只影響一小撮人，「但到底多少人才算是『少』？誰又有權決定哪些人是那『少數人』？……中國的《國安法》也只是針對少數人，但它的紀錄不太令人信服，無罪假定在大陸同樣適用，但中國維權律師例如王全璋，他被捕三年後才受審，期間無權接觸律師和家人，最後審訊閉門進行，被判監4.5年。」
他亦質疑北京正把中國的刑法套用在香港普通法制度，目前條文所指「勾結外國勢力」和「恐怖活動」的定義並不清楚，如何解讀這些罪行，或如何決定哪些人屬於犯法的「少數」，權力均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草案表明，香港行政長官有權指派法官去審理國安案件；港府稱，將會任命一批法官，專門處理相關案件，同樣引發法律界批評。
陳文敏認為，特首身兼國安委員會主席，政府又是提出檢控的一方，再可以選擇法官的話，是存在利益衝突，會削弱公眾對司法獨立的信心。他指出，就算特首就國安案件建立一份名單，特首同時擁有把法官從名單中剔除的權力，如果在選擇法官時基於政治理由，將打擊香港司法獨立。
不過，《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稱，特首任命法官與司法獨立無關，認為外籍法官等，未必適合審案，而中央所指對極少數案件有管轄權，本身亦有條文可依：在《基本法》第18條，若香港發生不能控制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動亂，人大常委會可以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這也是中央行使管轄權的情況。
「香港市民似乎有點被忽略」
2003年，香港政府推動就《基本法》23條國安相關內容立法引發巨大爭議，陳景生當時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希望爭取政府透過「白紙草案」形式（即政府未有既定立場下寫出條文給予公眾討論）就23條立法，但港府拒絶，堅持以「藍紙草案」形式（不會撤回，只會修訂）提交立法會審議，結果觸發當年7月1日50萬人大遊行，港府後來撤回立法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