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時間，陳培哲負責的是「非Ａ非Ｂ型肝炎」研究，也就是現在所稱的Ｃ型肝炎。台灣的醫療技術可從血液中檢驗Ｂ肝抗體之後，仍有五％的肝炎無法辨別，後來才發現有一種病毒同樣是透過血液傳染，便命名為Ｃ肝。至九○年代初期，台灣已可以在血液中同時篩檢出Ｂ肝與Ｃ肝病毒。
工作狂人以身教代替言教
陳培哲是陳定信的得意門生，自八七年就加入他的研究團隊。他開玩笑地說：「老師的生活其實很無聊也很簡單，總是比大家早來，卻比大家晚回家，實驗室一待就超過十二小時。」陳培哲表示，陳定信重視身教，嚴以律己，總是身體力行。
陳定信退休時，當年五歲的孫女曾畫了一張「阿公的生日party」，圖中有媽媽和三個女孩在玩玩具。陳定信的女兒陳韻如問：「阿公咧？」只見她想都沒想地就回答：「阿公還沒回來……。」天真童稚的話語勾勒陳定信工作狂人的模樣。
臨床醫學出身的陳定信，發現Ｂ肝帶原率減少之後，感染Ｂ、Ｃ肝的病人仍深受其害，因而在九○年代中期，提議將國際上已使用的干擾素治療納入健保，無奈不被健保署接受。陳培哲翻出當時的剪報與會議資料，一紙公文盡是沉重的責任。
陳培哲回憶，陳定信在這近十年間不斷奔走各部會、智庫、基金會等單位，Ｂ肝干擾素治療終於在二○○三年納入健保給付，健保署起初擔心健保負擔過重，只開放重症患者，仍是陳定信不斷訴求，才全面納入；而後Ｃ肝合併療法也廣為使用，他更積極倡議將口服藥納入健保給付。
「老師強調兩個Ｐ，第一個Ｐ是policy（政策），第二個Ｐ是product（產品）。」陳培哲說，另一個Ｐ、paper（論文）只是基本功，科學家發現解方之後，必須促使政府推動相關政策，也與製藥、疫苗公司合作研發產品，才能造福所有人。醫學不只是自然科學，也是社會科學。
師生三代中研院士成杏林佳話
陳定信沒有博士學位，也沒有留學國外，卻反而因此照見台灣最重要的問題，陳培哲將其歸於陳定信的本土關懷。台灣投入Ｂ肝防治時期，國際上投入更多資源的是愛滋病防治，但陳定信堅持專注Ｂ肝，才能在數十年間快速突破。
「台灣切身的問題也能發展很多新的研究課題。」陳培哲感嘆，不少醫學生出國深究之後，為了論文點數或學術成就，只延續美國、歐洲教授的研究專長，而非開展台灣本身的問題。事實上，台灣學者於國際期刊發表的Ｂ肝研究，多篇獲得一、兩千次引用。
陳定信的台灣情懷也能在台大醫學院的角落一瞥蹤影，現在的醫學院餐廳「杏園」外就掛有一張台灣第一代西畫家李石樵的複製作品，他的案桌前也有一幅台灣現代藝術家席德進的水牛油畫複製品。這都是他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期間所布置，為的就是帶動醫學院的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