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六○年的雷震案，是戰後初期（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台灣報業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後者也是本書之所以選擇一九六○年為斷代點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到二二八事件之前的短短一年多時間，日治時期即投入新聞事業或參與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人，以《民報》、《人民導報》、《台灣新生報》為主要據點，活躍於台灣的報業舞台，包括黃旺成、林茂生、王添灯、王白淵，以及吳濁流等人。當時處在戰後百廢待舉、內戰一觸即發狀況下的中國，並不能提供剛回歸「祖國」的台灣良善的治理，而導致了二二八事件的不幸。二二八發生之後，由台灣本土報人經營，充分發揮自由輿論精神的報紙幾乎統統被迫關門，官營的《台灣新生報》也經過內部大整肅，讓包括吳濁流等一批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報業精英全數退出了報業舞台。
本書以吳濁流為代表，從生命史的追溯，探究其「感知結構」樣貌，所呈現的雖然是個體的經驗，背後所欲對應的，卻是一整個與吳濁流有類似經歷的世代。也就是周婉窈所說的，在日治時期受過良好教育，日文、日語嫻熟，但從日治一夕過度到國府後，卻面臨文化脈絡喪失的那個「失落的世代」。如同吳濁流一樣，能在戰後繼續辦報、從事新聞工作者，多半都有漢文的根底，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與睽隔五十年的中國之間存在有許多的格格不入。
在第二章〈「感知結構」的「原生結構主義」方法論〉一節中，我們曾經提到威廉斯用來解釋文化發展的「選擇性傳統」這個概念。本章將嘗試將此一概念用在戰後初期台灣報業發展的特殊軌跡上。所謂的「選擇性傳統」，簡要的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並不是客觀不變的，而是經由每個世代不斷的重新建構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中，某些特殊利益會決定「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包括階級的利益、族群的利益、政權的利益等等。從二二八事件到《自由中國》雷震案，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某些「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所謂「選擇性傳統」，不僅是不斷重新選擇有意義的歷史事件、歷史敘事，也是對過去歷史的重新詮釋，在「選擇性傳統」的運作下，會產生特定的歷史敘事方式，也可能將明明存在過的文化傳統加以拒斥或掩藏。
二二八事件後，「選擇性傳統」的運作，刻意忽略日治半個世紀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讓戰後成長的台灣人幾乎不認識這段才發生不久的歷史，甚至連「二二八事件」本身，都消失在經過刻意安排的歷史迷霧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隨著「失落的世代」淹沒的歷史，既不會出現在新聞媒體上，也不會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各式言論中，更不會出現在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