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對來自國民政府的統治者而言，任何將台灣社會視為不同於中國社會（民情、文化），或應該等同於中國社會（享有相同公民權利），而可能危及統治權力的言論，都是有害的。事件前原本相當充分的新聞自由，一夕緊縮，但緊縮的對象只針對台灣本土報人，對於黨報、官報、外省來台報人、半山報人，辦報之門依然是敞開的。因此，《中華日報》發行了北部版（一九四八年），《台灣新生報》擴增南部版（一九四九年）；李萬居辦了《公論報》，林頂立、謝東閔辦了《全民日報》—兩者均屬廣義的半山集團；周莊伯、顧培根辦《自立晚報》，魏建功辦《國語日報》，朱庭筠辦《華報》，張友繩辦《台灣力行報》—三者均屬中國大陸來台報人。報紙的家數並未減少，甚至較二二八之前更多，但本土報業人士，卻幾乎從檯面上消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選擇性傳統」透過籠罩性的整體政治力量引導，在事關話語權的報業發展上，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註1）「失落的世代」從此消失於台灣的報業舞台，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之間，讓人感覺彷彿這批一度極為活躍的知識精英從未存在過。「選擇性傳統」所發揮的力量著實驚人。
一九六○年的《自由中國》雷震案，則是「選擇性傳統」力量的又一次呈現。與二二八事件最大的不同在於，二二八事件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大動盪，言論自由被緊縮，只是其影響層面之一—雖然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層面；《自由中國》雷震案，則是專門針對新聞媒體所採取的鎮壓行動。雷震案發生的時候，國府在台灣的治理，已經透過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消除了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的大地主階級勢力，另一方面穩定了基層的小農經濟。在外在條件上，韓戰爆發後逐步浮現的冷戰格局，讓台灣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也使得國府在對外關係上獲得更多籌碼，不必再如之前對美國民主派人士的批評多所忌憚。
當時，由蔣經國擔任蔣介石接班人的權力交接格局隱然成形，於是由他所掌握的政戰、情報系統，便開始掃除權力接班之路上的絆腳石，主張回歸憲政常態，公然反對蔣氏父子交班的《自由中國》自然首當其衝。由於日治時期養成的本土報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都已經噤聲，當時還能勇於挑戰國民政府種種不適憲、反民主作為的，除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自由派人士，就是之前曾協助國民政府穩定對台統治的少數「半山」人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雷震，後者的代表人物是李萬居。
日治階段養成的台灣本土知識階層，在體察時事時，不免將過去的被統治經驗拿來作為評論現況的參照而有所批評。但像雷震這樣的外省自由派，則是「打著藍旗（指國民黨）反藍旗」，身為老國民黨員，他希望國民政府政權能夠好好延續，堅信唯有真正實施民主，才能確立政權立足台灣的合法性，對於國民政府僅願意象徵性的釋放出一點點民主，做做樣子的應付心態，深深不以為然。他這種超越時代的觀點，正好對立於當政者，在《自由中國》留下了許多擲地有聲的讜論，結果免不了觸怒當道，惹來牢獄之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