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亡後不久，各省大片地區逐漸落入軍閥掌握，卻未阻礙經濟活動的成長；同樣地，動盪的局勢也未對思想界造成束縛或限制。事實上，中央政治權威的衰弱，使得中國思想界得以大放異彩，以至於有一種說法，稱這段時期為第二次文藝復興，堪與十五世紀時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比。但這是一種容易使人誤解的說法，因為中國的情形，並不只是重新發掘古典時代被遺忘的元素，然後將其嫁接在當前的思想體系上，用以創造出一個新形態的文化來。相反地，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從全世界的文化中汲取養分，將自身文化與各式各樣的外來概念作比較，挑戰從傳統繼承而來的認定與信念。同時他們深信：唯有因應中國的需要，創造性地改編、學習外來思想，才能將國家從軍閥和列強肆虐的分崩離析局面中解救出來。
語言本身也是與這些思想上的追尋相關的面向。傳統中國所使用的文言文極難掌握，因此只有少數菁英才能精通運用。只有那些有大量時間學習、思考的人，才能領略文言文的精微之處，而隨著民主與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佔有一席之地，開始有學生和學者倡議放棄傳統文言文，甚至放棄中國原有的表意文字。有些人建議改採世界語（Esperanto），或徹底將中國文字改為羅馬拼音，又或者運用注音符號系統來進行所有語言表達。最後終於拍板定案：文言文的書寫形式，應該改為模仿口語或白話的語言模式。如此一來，複雜深刻的理念就可以傳遞給庶民大眾。白話文的興起促成小說、詩歌和政治理論著作出現的新契機，學者文人在實驗各種替代的韻律和結構時，很快就掌握了運用白話文的竅門，並創造新詞來表達新思想。有若干學者文人哀嘆白話文失去了文字的典雅、精確和優美。然而對年輕一輩來說，這樣的改變卻是重新喚醒國家民族的象徵，也是讓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大文化並駕齊驅的契機。
在1910年代後期，數以萬計留學海外的男女學生歸返故里，將他們帶回國內的新思想發揚光大。採用西方課程標準教學的中學和大專院校繼續增加。很多新的文學、科學和政治期刊開始在全國各地販售進步刊物的書店裡傳播，這些期刊大受年輕讀者歡迎。在這類新期刊、乃至於近年來讀者群快速擴展的白話報紙上刊載的廣告，也帶來各種外國生活方式的訊息與想像。大量外文小說作品（尤其是法文、英文和俄文小說）被譯介為中文，同時還有許多關於社會與政治理論的深奧之作被介紹到中國，其中有許多篇首先刊載在以北京大學教員為主要編輯群的《新青年》雜誌。探討那個時代的社會亂象，以及試圖深化個人精神認知的作品，特別受讀者歡迎。譬如易卜生（Ibsen）的戲劇呈現出個人意志在社會中作用的新概念，以及中產階級家庭中女性受束縛的困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介紹了人類潛意識中慾望、動機與行為的力量。經由對馬克思以及各種形式的行會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簡單介紹，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傳播。西方科學的重要性受到詳盡討論，而那些類科學或科學思想——例如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提出調整社會結構以適應時代壓力，避免過時及其後遭淘汰的必要性——一時之間也蔚為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