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爾後真正應該努力開發，共同發展的是『一國兩制』。」這是何等大膽的建言！不僅於此，黃維幸還有更大膽、更前衛的論斷：「我預測：台灣那一個政黨對此議題洞燭機先，必能在將來主導兩岸關係的話語權。」
出身於台灣，畢業於台大法律系的黃維幸敢於如此斷言，不是書房內的空想，不是離群菁英的狂言，而是有理有據，有其論述的邏輯。
事實上，黃維幸在《風傳媒》所發表的多篇文章，只是他進行多年的一個大型研究的一小部分，關於兩岸議題，他涉入甚深，蒐羅極廣，最後敢於提出「一國兩制」做為解決方案，自然有他老江湖的自信。他在短短半年內拋出論述台海問題的系列篇章，這已是準備華山論劍的架式，只可惜放眼兩岸，敢於接招，有能力論戰者恐怕是寥寥可數！
台灣方面對於「一國兩制」，向來只有態度，沒有論述。態度就是「拒斥」，藍綠基本上一致。
由於拒斥在先，因此「一國兩制」在台灣社會一直是處於「未思」、「不明」的狀態。因為「未思」，因此產生不出對應的招數；因為「不明」，因此容易陷入莫名的恐懼。長期的未思和不明，使得整體台灣社會自限於當下此刻，對於未來的可能性缺乏想像，應變的能力與能量逐漸消蝕。
黃維幸的政治信念，其實很單純，那就是直指本真，回歸本質。他的說法是：「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全體人類，最基本的活動和現象是存活。任何活動、安排、設想，觀念，都是爲人的存活而服務。」正是基於如此純真的信念，讓他論政議事能夠撥雲見日，洞燭機先。
黃維幸專業國際法，嫻熟國際政治，對於世界各地存在的族群衝突案例著力研究，用心解析。面對衝突，總要尋求和平共存的策略。真正的政治，首先總要讓人能夠存活。綜觀天下，回看兩岸，要和平共處，「一國兩制」最為務實。
總要從死胡同裡找個出路
任何一個政策的提出，都有其時代的標記。眾所皆知，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之際，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最火熱的時候。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是大陸啟動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路線，以全面推動現代化建設為目標。要知道，經歷過十年文革滄桑，在以社會主義為綱的核心意識形態之中，提出「一國兩制」，是何其重大的突破！也只有三起三落，大風大浪走過的鄧小平有這個膽識。
「一國兩制」與「改革開放」相伴相生，於今回顧，其實是驚滔駭浪中的巨大實驗。「改革開放」以推動中國全面現代化為目標，既已設定目標，就要避免干擾；「一國兩制」就是為了不讓台灣問題繼續成為干擾的因素 (原先是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戰略構想，由於歷史因素，香港和澳門成為應用的試點。) 為了推動全面現代化過程中不生亂，不折騰，「一國兩制」的背景思維，就必須是「和平共處」。
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我們不難找到他當年的思想軌跡：「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請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們對台灣、香港問題提出的解決方式，總要從死胡同裡找個出路。」
於今回溯，伴隨「改革開放」而出現的「一國兩制」，其核心思維其實就是：「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綜而言之，大陸的「改革開放」時期，也正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安全的時候！
黃維幸在〈十評國民黨兩岸新論述〉一文中提到：「『一國兩制』不是毒蛇猛獸，它的基本精神是鄧小平所説的和平共處， 與當代處理族群衝突的共存理念一致。無論一國，或兩制的制度安排，要爲實現這個精神和目標服務。」這是確切抓到鄧小平思維的精髓。
政治是眾人之事，好的政治首先是要讓人民可以在一起生活，其次是要讓人民可以活得更好，只要是能夠符合這兩大目標的政策，我們都沒有理由排除，更不應該拒斥。黃維幸苦口婆心談「一國兩制」，站的就是這個理！
＊本文作者為「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