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有如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般的COVID-19肺炎疫情，在掀起人類與自然間天人交戰之際，各個國家也總是想方設法以找出從生理病毒到心理病毒的可能解方，這也使得關乎到經濟病毒及其社會病毒的紓困振興對策，是有包括原版的三倍券以及像是藝FUN券、客庄旅遊券、動滋券和農遊券等不同版本的綜融考察。
誠然，本於職責之所在，這使得從三倍券到藝FUN券、客庄旅遊券、動滋券、農遊券的構思、發給和執行效益，的確是存在著某種的必要性，但是，藝FUN券之於文化部、客庄旅遊券之於客委會、動滋券之於體育署以及農遊券之於農委會，就不應該只是淪為這四大部會相互之間的角力加碼，而是需要從單一部會到部會之間以迄於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局處，藉以思謀一個涵蓋戰略與戰術的整體解套措施，就此而言，固然是覬覦拿一千就可換到二千元的所謂『三倍』券，或是乾脆全部免費索取的兌換券，但是，從不同的部會屬性到各自的兌換功能及其最後的效益評估，相當程度上，所窺見到的還是停留在某種的競合關係，以至於忽略了發行紙券所必須要嚴肅檢視之迫切性、正當性、適法性、代價性及其衝擊影響的通盤考量，換言之，政府部會丑表功的政治動作及其社會大眾貪圖便宜的從眾行徑，倆相以構足一幅各有盤算，但卻是會讓防疫與振興可能失算的荒謬景象。
遠地不說，上述四大部會彼此加碼的競價紙券，聚焦點不盡然是擺置在紙券的面額大小，而是從金額、數量、如何申請、公開抽籤時間、可以使用店家到申請資格等領取使用的該項遊戲規則設定，已經是將簡單問題予以繁瑣、複雜和困難化，以至於，耗損的將會是更多的交易成本，進而忽略了是否還可以有其它選項規劃的機會成本，無疑地，一意孤行於自我感覺良好的科層官僚心態，這使得從單純的紙券發行兌現，背後所顯露出來的乃是某種從公共政策失焦到整合服務失靈的治理危機，試想：倘若三倍券係以全民為其綜合使用的一般人口族群（general population），那麼，免費使用的藝FUN券、客庄旅遊券、動滋券與農遊券，又要如何就其特定人口族群（target population）、使用機率較高人口族群（high-risk population）以及確實使用到的人口族群（serviced population），藉此反思像是申請紙券的數位工具能力落差；以身分證號碼、年齡、次數或限定區域來作為分類與分流的使用限制；以及有限的份數及其抽籤落空的心理期待和相對剝奪感。
總之，在這裡的思辨真義所要被彰顯的乃是如何藉由這些不同名目的免費紙券，以思索參與藝文活動、浪漫客庄旅遊、觀賞運動賽事以及果園森林遊樂等的消費用意，並不在於單純是因為『好康獲得免費福利』的津貼補助心態，而是一種審慎評估疫情的自為風險管理，並且就其個人的能力所及以進行差異消費、組合消費、不定期消費抑或是擴大加碼消費的紓困身心和振興百業的多重意義，畢竟，包括三倍券在內所有紙本或數位的兌換券，均是以12月31日今年的年底為其使用的最後期限，但是，第二輪或下一波的COVID-19卻是蠢蠢欲動於更大的戕害，那麼，就只能享有一次的兌換消費及其後續的紓困振興措施，要如何是好？最後，其它的中央部會又有無帶動消費以刺激景氣的更好對策，抑或是對於『後COVID-19』的超前部署？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