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採取寬鬆抗疫政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瑞典憲法對政府的高度限制。之前的法律沒有授予政府行使緊急狀態的權力，直到疫情中期，議會才快速通過一個給政府的臨時授權。此外，政府還要全面考慮社會代價，例如，弱勢家庭孩童需要有人照顧，幼稚園、學校開放可提供免費早餐午餐。還擔心人們宅家時間長，會增加心理疾病以及家暴風險。
第二，指責瑞典繳械投降，不顧百姓死活放棄檢測。這種說法的錯誤在於：完全不理解我們當時的困境。
和所有突陷疫情的國家一樣，瑞典一開始也有一個檢測能力不足的問題，無法進行大規模檢測。為避免醫療資源擠兌崩潰，大醫院不得己只收治重症病人，讓輕症病人在家庭醫生幫助下自我隔離並治癒。後來大醫院的壓力減輕，政府便大量撥款用於全民檢測。
至於瑞典比他國更高的死亡率，這涉及到各國統計方法的不同。瑞典把所有與冠狀病毒相關的死亡者都統計進去，不論死者生前是否住院，也不論其死亡主因是否屬其它疾病。而其他一些國家不太統計死於家中、患有基礎疾病的人數。
第三，讚揚瑞典的抗疫戰略說代表世界戰略方向，這個褒獎有點過份。
德國一位公共衛生專家曾稱讚說：「瑞典是一個榜樣。」世界衛生組織（WTO）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邁克爾•里安（Michael Ryan）博士也曾誇獎說：「瑞典代表著一個未來的模式。」
然而讚賞者沒有看到，瑞典獨特的文化條件和公民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他國難以仿效的。例如，地廣人稀，多樹林綠地，住房相對寬裕；社會有信任感，人們願聽政府建議，不需強制隔離。同時，瑞典有強大的醫療系統，有全民醫保，人民的體質也比其他很多國家的人民更健康。
既然瑞典的條件如此特殊，把瑞典策略當作世界未來的抗疫模式，這就不太對了。新加坡等其他國家的實驗表明：隔離和關閉學校、工作場所等舉措，對減少冠狀病例是有效的。
無論有多少掃帚和玫瑰，瑞典人寵辱不驚。按照瑞典當局的自我評價，在抗疫方面，瑞典應算是世界中等水準。當然，抗疫之路漫長，現在還不能做出最後的結論。最近有報導說，斯德哥爾摩地區已有相當比例的人獲得了免疫力。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瑞典就可能比其他國家更容易對付疫情下一波。
「我們有其他北歐同事沒有的問題」
回顧自今年3月初開始的疫情，瑞典政府有很多懊悔與失誤。例如，當時幾萬人從義大利和奧地利滑雪回來，政府只要求有症狀的人隔離，後來才發現有些病人無症狀感染。又如，冷戰結束後，瑞典清空了大部分國防緊急庫存，如糧食、石油、藥品和醫療設備。當瘟疫突襲時，瑞典不缺科技「高大上」，卻缺少一些「低小下」的東西，如口罩、防護服和消毒液之類。這些物質的匱乏導致醫院和老人院的內部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