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凱德（Keith Richburg），前《華盛頓郵報》駐中國記者、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
「1997年，所以駐香港的外國記者對主權移交都感到質疑，我們懷疑中國會十分強硬。1989年天安門事件只經過了數年，中國會控制一個總體上自由、開放、民主的城市，當時有不少人恐懼中國會改變香港的制度。」
「不過，當時氣氛亦覺得中國正在急速轉變。（兩地）政治自由及開放程度有很大的分別，不過當時我們想假如香港能保持二十年，（兩地）會接軌，而中國會變得較民主化。」
「我們這兒都搞錯了。」
「香港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民主化，現在中國更視香港為威脅—2014的示威後更是如此。香港被視為顛覆政權的基地，是一個需要控制的地方。同時，（中國）亦認為香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減低，而這是重要的一點。當他們更畏懼香港、更不需要香港，他們不怕抓住香港的『氣管』。」
「主權移交那時，他們提倡的想法是，中國歡迎你回家，我們推倒了殖民者的壓迫，你們應該對回到祖國懷抱感到高興。不過香港在過去一世紀已經離開中國，它已經轉變了。所以香港人說，對我們對身為華人感到自豪，但我們亦有我們的權利。所以現在有一種新的香港人身份湧現，在最近對戰廣東的足球賽上，他們噓中國國歌，用英文說我們是香港，而不是中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詳細說明我們不同的系統、權利、自由及生活形式會如何保留，我認為香港人總體來說是感到鬆一口氣的。我們抱著希望，樂觀地期待回歸。」
「我在1997年被委任為入境事務處處長，這在我看來符合『港人治港』的概念。假如沒有回歸的話，我們這些本地的政務官不會能夠升到最高位置。現在前政務官林鄭月娥被委任成香港特首。這樣來說，港人治港實現了。」
「對國安條例（23條）立法令政府每一個人都感到驚訝…… 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亦是讓人驚訝。這些都顯示出香港比原本預計的都要複雜。」
「實行『一國兩制』，比起原本的期望，更複雜及更具挑戰性。」
「我沒有水晶球，但我希望國安條例立法及普選特首這兩項實行基本法的兩項重要事項會在未來盡法解決。」
資深香港記者韋安仕（Steve Vines）
「1997年有一種樂觀情緒，大眾準備好給（主權移交）一個機會。大家都對主權移交多個方面表現踴躍。從那時開始，這種熱心大幅下降...... 實情是，高度自治在1997年後倒退。至於港人治港，允許多大程度則由中央政府決定。」
「香港政府想通過—就如大陸法律一樣嚴苛的—反顛覆國家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另一樣讓我十分驚訝的事。群眾想，法律打壓言論自由，如何是一國兩制？這就是成千上萬民眾上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