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台灣內部挑戰國民黨法統的民主化呼聲日益高漲，蔣經國要以「革新保台」的開明形象取得民心支持，又要設法安撫黨內頑固保守勢力的不安情緒，可謂費盡心思，整個1970年代，小蔣就在「開明」與「保守」兩條路線之間平衡與擺盪，小心翼翼地摸著石頭過河。蔣經國開啟「本土化」工程之餘，對於「黨外」人士欲爭取更多民主實踐、謀求打破國民黨一黨獨大的諸多政治衝撞行為，顯然無法苟同；1977年底，台灣舉行地方選舉，投票之前，蔣目睹本為國民黨員的許信良，違紀脫黨參選，不禁對於伴隨「民主化」而共生的選舉制度提出尖銳批評，他在日記裡寫道：「各種選舉美其名曰民主，或謂為民服務，而事實上則為名利而爭也，並且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政治上最卑鄙和惡劣的方法，可以在各項選舉活動中看得最清楚。可悲！可嘆！」
蔣經國以個人成長背景與從政經歷，顯然無從理解為何「政治革新」的目標，非得要透過「選舉」運作才能達到，他在日記裡自問：「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得不辦。」或許其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體制，應是一種父權式、漸進式的開明專制，由國民黨繼續掌舵，以一批最優秀最專業的技術官僚人才，帶領著台灣衝破各種困難與挑戰，往前邁進，同時吸納更多本土菁英於「體制內」來貢獻長才，強化政府的正當性與代表性，而非僅是一味地仿效西方多黨競爭式民主政體。
1978年底美、中宣佈建交之後，國民黨的正當性又一次遭受重創。台灣在外交上益加孤立無援，執政國民黨為了維繫政權與社會穩定，在政策路線上無可避免走向保守緊縮，這就讓此後台灣內部局面出現晦暗不明之態，諸多政治事件如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乃至江南命案，皆是在此種政治氛圍趨向緊縮與肅殺的情況下發生。然事實上，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因台、美邦交生變而動搖，蔣經國努力延攬更多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1979年5月8日，蔣透過時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本人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1990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
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感到好奇，由於他從1980年起即不再寫日記，吾人無法從敝人服務的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所公開的日記內容，得知1984年春天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的內心想法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之線索當中，仍可設法對蔣經國的「接班人」爭議，進行一番探討。無庸置疑，蔣對李登輝是具有好感的；1972年6月2日，行政院新內閣上任第二天，他在辦公室召見李登輝後，寫道兩人「談得很投己，為一優秀之科學人才」，雖僅是日記裡的一小段記載，卻已見他對李的賞識。1976年春天，台灣與南非共和國的外交關係有所突破，雙方決定互設大使館，蔣經國對此極為重視，打算派李登輝去擔任首任大使，替台灣拓展外交，然最後因外交部態度有所保留而作罷。1978年春，蔣經國被國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之後，他開始思考副手人選與內閣人事案，此時不少黨國大老欲爭取副總統職位，令小蔣深感困擾，他最後選擇以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擔任副手，成為首位台籍人士出任副總統一職。蔣自認提名謝東閔乃「完全為黨國計，為公而無絲毫私心」，然而此一人選決定卻遭美國方面與部分國內人士的批評。儘管出現雜音，在推動本土化的時空背景下，謝的出線顯然是蔣平衡省籍考量下的產物，此例一開，未來只要外省籍人士繼續任總統，則副手由本省籍出任，即成為慣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