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四淩晨 廣場四君子與中共軍方的談判應該記入史冊
八九學潮之時，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讀文藝學碩士（88級研究生，當時校址位於西城的恭王府內），我們十幾位同學是四月十七號開始到廣場示威，最後撤離廣場的時間則是六四早上五點多，整個八九民運過程，我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
直到六四之後北京警方抓捕劉曉波，我才聽說到劉曉波博士參與了八九廣場學生民主運動，在整個學潮期間，我似乎一次都沒聽說過劉曉波的名字，而現在公開報導的材料，也無法證實劉曉波參與策劃或組織了八九學生運動。
現在我看到八九民運公開資料，劉曉波參與學運開始於4月20日，據香港《明報》報導，他與胡平等十人在紐約共同發表了「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糾正錯誤：要求中共當局「重新審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加入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款，開放民間報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
接著，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發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提出：「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嘗試著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同日起草《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
上述這些觀點現在看來，他是一位偉大的先知先覺者，但我在整個民運過程中，並沒有聽到這些言論，也沒有任何一張小報轉載了劉曉波相關觀點，這些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或民主運動，無法評估。
在整個民運過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人們對高層官員家屬的腐敗深惡痛絕，同時要求中共政治改革，民主、自由是最高的政治追求。這些政治追求與反腐敗要求，可以說已是社會共識，而劉曉波當時就提出不要有依賴清君的夢想，要海內外民運聯合起來，謀求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政制，這些理念有政治高度，但卻無法在當時促進促成。
劉曉波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僅是一位理論宣導者，還是一位行動者，當時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在學生絕食第二天他就進駐廣場，參與具體的宣傳、撰稿、講演、募捐等活動，直到學潮尾聲的時候，他與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君子組成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他的名字才開始被更多的人知曉。
當時的情況是，情勢已非常危急，劉曉波等人在做最後一搏，甚至可以說做好了犧牲的準備。而廣場上，北京高校的學生們多已撤出，臨近暑假，外地學生們正在抵達，四君子從六月二號開始的接力絕食，在廣場上掀起了一次小高潮，而當時的中共高層，已完全做好了暴力鎮壓的準備，特別是六月三日下午，中共中央核心層成員的家人均完全知曉，當晚即將要發生怎樣的慘烈的軍事鎮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