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2008年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2009年遭到北京當局指控觸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1年徒刑。他當年在法院以「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為題自辯，表示「因言獲罪」不符中國憲法的人權原則，他只是踐行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自己所作所為無罪，但也強調「不要仇恨」、「我沒有敵人」。
這篇文章曾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被朗誦，劉曉波卻始終無緣領取將其視為「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之最高榮譽，而是在錦州監獄裡「因言服刑」，他的妻子劉霞則在獄外也持續遭到騷擾與軟禁。直到今年5月26日劉曉波因肝癌末期保外就醫，瀋陽醫院7月13日宣告不治，這位良心犯終究沒能到重獲自由的那一天。
由於中國當局始終不願釋放這位政治犯，劉曉波在彌留之際是否留下隻字片語，也未可知。但透過這篇8年前的最後陳述，可以看到劉曉波對中國民主法治的期許、對中共執政理念進步的讚許、對妻子的愛與感謝，更重要的是，劉曉波論述了為何即便他遭遇如此橫逆，依舊不願帶有一絲仇恨，因爲這會「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我沒有敵人〉全文如下（粗體為編輯所加）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 —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