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預言，超過攝氏36度的極端高溫頻繁地打擾民眾日常生活，想要阻止更嚴峻的氣候危機，我們必須找對方法積極減碳。
碳定價（carbon pricing）將使用化石燃料的污染轉化為真正的成本，讓消費者購物或企業投資時能將氣候政策納入考量，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以碳定價為基礎擬訂氣候政策，有助短期經濟復甦及長期能源轉型。此外，碳定價有助於氣候政策面對如新冠疫情的外部衝擊時，能保持堅韌與彈性，加速乾淨能源轉型。
過去政府花大錢補助消費者及企業購買便宜的化石燃料，這次疫情造成石油、天然氣與煤炭價格崩盤，無形間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讓政府更有機會修訂兼具成本效率、永續環境的能源定價政策。碳定價是一個有用的投資指導工具，讓乾淨能源和高碳排放的能源競爭，促進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轉型至再生能源；隨著漸進提高碳定價收費，能促進低碳基礎建設、乾淨能源科技的研究與長期投資。
國際能源署目前正與全球多個政府合作，在現有財政框架下，重新審視碳定價、能源稅與化石燃料補助，力求能源價格必須反映經濟與社會成本。在新冠疫情後期重啟經濟階段，包括韓國、加拿大、柬埔寨、紐西蘭、瑞典、瑞士和其他歐盟成員等，已將氣候政策納入疫情後復甦計畫的一環。
碳定價並提供企業在經濟循環中的財務緩衝效果，面對景氣旺季時，企業會以實際作為減碳，像是節能投資以降低碳排放，因為這比起繳納碳排放費用更划算，並達到降低營運成本的效果；相反，當遭遇如COVID-19的不確定性衝擊，當企業經濟活動下降讓碳排放降低，需繳納的碳排放費用即隨之降低，企業則可騰出預算以回應經濟衝擊。
《溫管法》成敗關鍵：臺灣必須引進碳定價
綠色和平最新的研究顯示，由於地處颱風好發的低緯度地區，臺灣受海平面上升及風暴潮的影響高於全球平均，若再不積極減碳，30年後臺灣將有逾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受風暴潮侵襲，超過臺灣宜居面積的10%，全臺受影響人口逼近300萬人。臺灣整體人口僅佔全球0.3%，但人均碳排放量卻是全球第25名，臺灣積極減碳對於阻止全球氣候危機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環保署的碳排放與盤查資料，2017年臺灣2.77億噸的碳排放量中，前290家的企業便貢獻總碳排放量的85%。因此，刺激企業減碳的政策，對達成臺灣的減碳目標至關重要，如果缺乏減碳誘因或手段，碳排大戶難以自願投入帶來更高成本的減碳行為。
碳定價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減碳手段之一，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與國際貨幣組織（IMF）均提到加強和加速碳定價的必要性，主因為碳定價可以讓碳成本真實地反應在企業成本上，當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勢必會將減碳措施納入決策考量，進而達到減少企業碳排放的目的。
實施碳定價的重要性不僅止於增加企業減碳的誘因，還能落實「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於減碳措施需要投資大量資金，以加速淘汰化石燃料。根據《IPCC全球升溫1.5°C特別報告》建議，欲達到升溫控制在1.5°C的目標，2016至2035年全球每年需投資2.5%的GDP於能源部門，推動淘汰化石燃料與改善電網等措施，如此大量經費需求若只由政府預算負擔，將排擠國家預算，對碳排量不高的一般納稅人來說也不公平，因此需要從碳排製造者身上收取。
臺灣極需一個能真正管制企業碳排的手段，以達成更積極的減碳目標、進一步減緩氣候危機，下半年將修正的《溫管法》應納入符合比例的碳定價機制。碳定價是一項從企業角度出發的政策工具，增加企業從成本面減低碳排的誘因，並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並將徵得的碳稅費用挹注至減碳措施，可落實源頭及末端雙重減碳效果。
＊作者為綠色和平特聘能源專案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