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認為，當一群靈知主義行動者，取代過往的宗教，並且同時取得了對人類存在上的代表權的壟斷時，極權主義就會出現。勝利的靈知主義者建立的是一個全能的國家，這個國家殘酷無情地消滅一切反抗的火種。[9]也就是說靈知主義把本來哲人對存在的超越之秩序的體驗所帶來緊張性取消了，代之以科學主義和國家機器（或者「黨」）對真理已經在我手的確定感，因此完全缺乏寬容，打壓異己時毫不手軟。這就是他一生對共產黨與集權國家都從未停止批判的原因，雖然他對中國思想或傳統東方哲學是那麼有同情的理解與高度的興趣，但對於共產政權，則從未有任何好言好語，他生前最後的時光，也直接預言了蘇聯共產政權的滅亡。不只針對蘇聯，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在沃格林思想中，是區分了傳統中國思想與共產中國政權的！他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好感，並不可能因此讓他就稱許共產中國的政權。
沃格林思想與東方哲學
沃格林雖然被歸類為是西方政治哲學家，但他對東方傳統思想、或東方哲學，則充滿了同情的理解與高度的興趣。雖然沃格林稱不上是一般意義上的漢學家，但沃格林晚年對於中國哲學與歷史其實花了很多心力研究，沃格林自己曾經回憶：
我想把1945年至1950年這五年稱為徬徨時期，即便不是癱瘓狀態，我是指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遲疑不決，即我已發現的但還不能滿意地從知識上洞悉的問題。工作並沒停止。我不得不繼續探尋資源，而在戰爭期間，視界甚至變得更廣了，因為中國已經變得時髦，系裡考慮到我的語言能力，決定選我來教中國政治。這就讓我投入了中國史的研究；考慮到不理解當代中國觀念的古典背景，就難以對其進行談論，我就開始學習中文，學到足以理解古典，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符號之象徵。這一知識對我理解中國思想極有助益，至今還受益匪淺，因為我能在革命歌劇（樣板戲）中認出周代的歌詞，稍稍不同的是，周代的作者是在頌讚周朝的勝利，而現代革命歌劇寫了則是在頌讚革命軍隊的勝利。[10]
除了沃格林對漢學下了一定程度的功夫外，特別是沃格林的秩序研究視野，與傳統儒學所重視的政教秩序問題，特別有相通與比較研究的可能。歷代東亞儒者均重視政教秩序問題，而這個政教秩序又常與心性關係連結討論，這與沃格林認為：「社會與歷史中的人類秩序問題，起源於意識之秩序（order of consciousness）。因此，意識哲學是一門政治哲學（philosophy of politics）的核心。[11]」頗有相通之處。
此外，沃格林探索秩序與體驗的方法論，似乎也可讓我們重新思考所謂西方「外在超越」與東方「內向超越（或內化的超越）」對話的可能性。[12]過去學者區分西方「外在超越」與東方思想的差異之際，常以西方有「超越的造物主」或強調「人的原罪問題」來去對比東方思想多「認同人性有可能至善」。[13]而沃格林的方法論雖然重視本體論的真實性，但卻是從哲人對「秩序」的「事件性」體驗去談，以意識哲學取代了「靈肉二分」、「主客對立」的二元立場。當沃格林去談「超越」或「神」，並非神學教條中的那個神性實體，而是「神」這個象徵指向（「象徵」也叫「引得」）的那個非實存的實在之域。[14]「超越」（神、存在之根基）與「內在」是兩個語詞「引得」（index），它們不指代現成的實物，而是作為指示實在的「引得」，引領人去觀看兩種不同的實在。「神」與「世界」的區分，是在各種「躍入存在」（或「神顯」）事件中，由意識（靈魂）從宇宙的緊斂結構中所殊顯（differentiate）出來，不是由感官軀體區分的。[15]如此看來，沃格林的思想，更加重視體驗，並且沒有那麼強烈的原罪意識，與東方思想所謂「內在超越」不那麼有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