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遊說美國採取印太戰略
事實上，根據日後一些美方官員的回憶或私下表述，也把美國發展的印太戰略歸功於日本安倍政府的積極遊說。今天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核心之一是以美、日、澳、印度四國為核心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這個「四方安全對話」的最早發想是來自二○○六年到二○○七年安倍第一次擔任首相時，其外交政策提到要以美日澳印這四國建立「民主鑽石」（DemocraticDiamond）同盟，以沿著印度洋— 太平洋區域建立一個「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Prosperity）。因此安倍首相算是建構「四方安全對話」的先行者。
只不過當時建構這個民主鑽石時，雖然小布希政府的錢尼副總統對此全力支持，還利用美印年度的「馬拉巴爾軍演」（Malabar Exercise）在二○○七年使得美日澳印四國首次聯合參與五國海上軍演（另一個參演國是新加坡），但是在中國強力抗議之後，印度與澳洲的態度就變得比較猶疑。澳洲在二○○七年底之後大選出現政黨輪替，號稱最懂中國的澳洲工黨領袖陸克文（Kevin Rudd）上臺擔任總理，並在北京與中方領導人會面時，公開說出澳洲會退出馬拉巴爾軍演。加上安倍也在二○○七年秋天因身體出狀況而閃電辭職，繼任的福田康夫對於發展民主鑽石興趣缺缺，這個美日澳印鑽石同盟在澳洲退出、日本無力推進下，也就無疾而終了。
等到安倍在二○一二年底帶領自民黨大選獲勝後，民主鑽石的概念又再度回到日本外交圈，並開始進化為日本的印太戰略。當時美國歐巴馬政府雖有「亞太再平衡政策」（Asia Rebalance），但是對於中國從二○一四年開始在南海填島造陸的作為回應無力，且當時的國務卿凱利（John Kerry）認為亞洲再平衡政策主要是經濟政策。因此歐巴馬政府用了許多力氣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但在軍事安全議題缺乏有力回應，這使得安倍首相的印太戰略在華府找不到有力的合作夥伴，更遑論形成民主鑽石。可能是基於這個原因，當川普當選，川普政府還在形成其亞洲政策，希望發展出一個有效應對中國挑戰的策略時，安倍政府積極參與這個政策討論過程，也提出自身的印太戰略建議，因此說服了川普政府，而予以採用。
但是對美國來說，民主鑽石／四方安全對話作為印太政策的核心，是對其在冷戰時代所建構之亞太安保體系經營方式出現的重大改變，因此華府會被日本說服的這件事本身，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美國冷戰期間在亞洲所建構的安全體系，是把其與日本、韓國、澳洲、菲律賓、泰國、紐西蘭等多個國家所建構的雙邊同盟組合起來的安全經營。類似以美國為中心，多個雙邊同盟為軸的「中樞輻射」（Hub and Spoke）扇形體系。在亞太地區會採用這種不同於北約（NATO）的方式有其歷史的理由。但經年累月下來，也形成自己的操作文化與官僚慣性，現在要引入一個以美日澳印四國為核心的體系，其他雙邊同盟等著靠邊站。而在這四國中，印度與美國不存在同盟關係，在冷戰時代還分屬不同陣營。因此這個巨大變化會帶來多少操作的困擾與適應的麻煩可想而知，特別是在處理瞬息萬變的區域事態，需要快速反應時，如果無法仰賴既有的體系，不僅溝通成本升高，執行的時效也會受影響。這也是為何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於二○一八年六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說，四方安全對話是「另一個」安全機制，是補充既有的雙邊同盟或是三邊安全合作的機制。換句話說，當時美國國防部還不把四方安全對話視為其印太戰略操作的核心。但到了隔年六月發表印太戰略報告時，四方安全對話的重要性就被顯著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