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Cheng and Chen（2020）的估計，台灣房價循環的週期（約5.8至6.6年），雖然比工業化國家的房價循環來得短許多，但是仍比台灣景氣循環（約3.5年）長，屬於中期（Medium-Term）的循環週期。此外，透過〔圖1〕比較台灣的信用、房價與GDP的循環，我們可看出台灣房價循環的週期長度與擺動幅度，隨著時間其變化也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由〔圖1〕我們還可以看出，房價與GDP的變動並非同步，尤其在2014年左右的房價高峰，GDP與房價非同步的現象更明顯。這可能表示房價循環與景氣循環有非常不同的驅動力。Cheng and Chen（2020）也發現，台灣的金融循環主要受到本國貨幣政策與經濟變動的影響，此外也受國際金融和景氣波動的影響以及美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
這些結果的政策意涵有以下幾點。首先，對金融循環成因與特性有更佳的理解，有助央行執行金融穩定的任務。由於本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是台灣金融循環的重要來源之一，央行有責任穩定金融循環。
只是，用來影響景氣循環的利率政策，並非處理金融部門問題的良好選擇。這是因為影響金融循環的因素和傳遞管道，可能與影響景氣循環有所不同，所以穩定短期景氣波動與中長期金融循環的政策工具，自然也不同。尤其是，央行的目標是金融穩定，一般咸認針對金融部門的問題，總體審慎政策與工具是比較有效的作法。近年，全球各地的金融主管當局已廣泛採用總體審慎政策與工具，來監測和穩定信用與房市的擴張。
針對穩定房市的總體審慎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貸款成數（Loan-to-Value, LTV）與負債對所得比（Debt-to-Income, DTI）上限，以及土地與不動產交易稅及持有稅等。採用租稅形態的總體審慎政策工具，可直接對土地與不動產的交易以及持有實施，涵蓋面廣而且力道比較強，然而通常受制於立法機關，從制訂到實施需要較長時間。相較之下，LTV或DTI上限政策從融資源頭管控，可降低金融機構不動產貸款集中度及金融體系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是央行可自行靈活運用的工具，並且力道輕重也可機動調整。比如，LTV上限可以針對民眾及公司企業購屋貸款或是建商土建融，並可根據借款民眾或企業已有的房貸筆數進行差異化監理措施，像是對於第二或第三筆房貸以上，漸次調降LTV上限。
央行LTV上限政策的自由度與機動性都比租稅工具來得高，通常效果也比較溫和，尤其是LTV上限差異化監理措施並不會對初次購屋民眾貸款造成影響，而且也與政府所積極推動的都更、社宅與危老重建等政策不抵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