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編輯部當了散文組副組長。散文組要編發大量的革命戰爭回憶錄，對紅軍時期、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方方面面稿件中的史實查詢，我走訪老革命，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其中有不少血腥的、醜惡的史實。比如: 蘇區莫須有清除「社會黨」、「AB團」，濫殺自己人近10萬；長征流竄中為求生存一路的打砸搶；四渡赤水是碰壁川軍之後的大逃竄；抗日的平型關一役，自己傷亡兩千八，殺敵只八百三；百團大戰，只出動三萬一千人，打了幾個小仗，還誇大了敵人的傷亡；解放戰爭，在東北製造了令人心冷齒寒的死城、鬼城、血城；朝鮮戰爭是我軍為金日成火中取栗，傷亡近百萬……為凸現我黨我軍的光輝，大量的「陰暗面」史實被塗上「金」或被掩蓋。我問過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我們是一支勝利了的軍隊，為什麼就不能向世人說出些史實的負面？」陳回答了一句話：「暴露我軍的短處就是給反動派幫大忙。」
我進入《解放軍文藝》社正是文革時期，得「天」獨「厚」，總政圖書室管理員專為我開放禁書。我閱讀了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仲馬父子等人的巨著，他們批判現實的醜惡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大量的負面史料我都記錄在案。
1990年代初，我從《解放軍文藝》退下來，走進《炎黃春秋》擔任副總編輯。這裡是從意識形態營壘衝殺出來的一幫老革命搭起的自由民主平臺，他們敢把黨史中不敢示人的秘聞和自己苦難的政治經歷捅向當今社會。一篇篇震撼心靈的文章，引發我的共鳴。老革命諄諄教誨我摒除党文化偏見，遠離立場觀點，用劉知幾「不掩惡」、「不虛美」的史德審視我軍這支「王者之師」。
2003年，我從《炎黃春秋》退下來，打開塵封已久的筆記，撿選些記憶深刻的人和事，審視它的典型性和社會意義，寫成些獨立短小的篇章。
我記敘的戰爭有：
朝鮮戰爭的第五次戰役，為攻取加里山，我所在的35師是用三千戰士前仆後繼的血肉之軀堆上山的。我是掩埋組長，面對自己戰友橫屍異國山野，血在心底流淌出《血路，血本，血酬》。
越南人忘恩負義，我們自衛反擊的懲罰手段很醜惡，我寫下《紅軍師洗劫越南城》，講述該師把一座秀美的同祿縣掠奪一空。
抗日戰爭結束，太行山下日偽的「土圍子」還在頑抗，我軍打開後，把俘獲的眾多的匪徒（包括匪首家屬）當靶子。《殺土頑， 壯膽氣》所記錄的，就是這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人類大屠殺。
記敘的政治事件有：
國民黨退出大陸前，四川的田賦己徵收到1958年，我軍入川後，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出現糧荒，鄧小平按中央指令在四川強征30億斤糧。軍隊出動《武裝奪糧》， 把兩百萬老百姓逼上了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