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究竟哪些才是應評估的事項，在法未明定下（即便有環評法施行細則可能的補充），似乎只要其認為應評估而未評估的項目，就可以挑戰環評結論的適法性、甚至是適當性。更有甚者，可以在程序進行中，隨時增加應評估的項目，進而導致程序的不可預見性、損及法應有的安定性。但這些也都在「環境保護」的大旗下被「欣然」接受，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鮮有學者提出質疑。當然，現在似乎更在於環評委員在程序進行中附加了這些義務，進而導致業者乾脆退出，過猶不及，其實都是「專業」的問題。
此外，對於專業與專業間的可能衝突，其實也可見諸於前述決策的做成中。同樣以環評法制為例，一些學者（社會科學）其實反對以風險規範的思維左右政策的決定，認為以影響評估作為基礎，就代表著利益的交換，其中更質疑評估者立場的偏頗。可是，在同樣的脈絡下，其又主張應實踐對於社會、人文等面向的評估（社會影響評估），如此更貼近在地人民、使法律上強調的參與與透明可以真正被體現出來。然而，這方面的評估何嘗不是另外一種專業的判斷，同樣會存在著對於自然科學專業評估會有的專業率斷，甚至操控可能的質疑（也就是何以你的評估才是專業、我的評估就是率斷）。但是，這樣的問題，卻是筆者所認識到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在發展上的現況。
行筆至此，其實相對於批評執政者決策思維的爭議，也就是法治的應有思考、甚至是憲法保障基本權的根本認識（舉凡減香事件中的宗教自由、限電政策下公務員的工作權，以及環評制度中再生能源業者的工作權與財產權的應有保障），似乎都應了「法律服務於政治」的認識，也就是政策先行，法律只是工具，來合法化最終的決策。
另外，身為法律人這個專業，筆者更希望能檢視法律人之於其應有的法律專業，究竟又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何以此問？其實對執政者政策的針貶，是法律人應有的職志，而「說出真話，顯明公義」，也正是法律人應有的初衷。然而，對於前述相關決策應有的批判，似乎很多學者選擇「不語」、抑或是未有當初政黨輪替前的批判力道。倘若法律人應有的專業也在政黨輪替後有這樣根本的改變，似乎也正好反映前述價值思維凌駕於專業的質疑，若此，「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那就真的折喪了「法律人」此一稱謂的價值。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因此，決策者應有其謙卑之心，「專業」固然不應無限上綱、唯我獨尊，使用「專業」的決策者更應小心謹慎。只是，面對政治人物一直以來的決策思維，「專業」，究竟帶來規範理性、抑或是提供擅權的藉口？在民主政治下，我們尚且可以透過選舉（誠然，選民也必須自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也是民主可貴與可愛之處，但對於「專業」，一旦使之落入死亡螺旋，當人民不再信任「專業」，其反噬、瓦解的力道，恐怕也是所有人應當慎思的。
時序也已進入「立秋」，秋高是否氣爽？人民心中那份盛夏之氣不知何時才能消解？但在解消之前，台灣在政策決定上的應有思維，更應好好檢視與反省才是。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本文原刊《筆震》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