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舉例，她最早讀蔣介石日記時，1950年1月1日，蔣介石寫要實行地方自治，地方人民直選，她覺得簡直是天方夜譚，畢竟當時國民政府來台還沒有穩固，蔣介石卻敢實行，黨內也不是沒有反對之聲，擔心當時台灣人民沒有選舉經驗；她讀蔣經國日記時寫到異議人士，雖然前面罵，但後面也一再自惕「要容忍」，不能用粗暴鎮暴、違憲手法，努力做到時時自省自勵，是很了不起的事。
1977年11月19日的中壢事件，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成為台灣近代一系列街頭政治抗爭開端，也讓台灣政治步入新階段，蔣經國日記裡也在當年選後提到，1977年的地方公職選舉國民黨丟了桃園縣、台中市、台南市、高雄縣4地版圖，應痛定思痛，還說要對選舉期間的反黨及批評言論「採容忍之舉」。
她表示，從日記來看，蔣經國沒有提到「中壢事件」一詞，當時也是事發後10天《聯合報》才報導，但選舉輸了4個縣市，他也加以檢討，提出4點，包含黨的作風落伍、黨的基層組織已經腐爛、黨的幹部腐化而且自以為大，民眾把黨看作是壓迫他們的機構，根本談不上服務。
當年12月3日的日記裡，蔣經國還寫到，「虛心檢討此次地方選舉之失敗，因素固多，其要者不是外來而是內到，自滿自大不知改革，腐敗落伍而不知進步，平時不做群眾工作，有時臨時抱佛腳，豈不可痛。」
郭岱君指出，隔年1月7日，蔣經國的日記也寫到，「政敵批評我們用38年的方法來處理66年度的選舉和政治事務，又說本黨有人不會用，有政策不能執行，有計畫無法實施。以上言論聽之刺耳，但是聽之有益，聽而能改，則其益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