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斷通常會包括那些？從和台灣有關的決斷中，我們通常可以發現，美國的所有外交政策作為必受一個目標，以及為達成目標下的指導原則所控制。外交上決斷強調彈性，就是做出的決策要盡量避免限制將來的行動自由和各種選項。所以美國的對台政策會有「戰略模糊」的出現，因為他們認為把話講死就會限制將來的行為選項。
誰作出「決斷」其實非常重要。前面我們提到艾利森的理論主張，在外交決策上「位置決定立場」，不同位置的人會基於本單位的利益、他自己的職權，職位本身的特性和對自己未來政治前途的考量，決定他在甚麼事情上要採取甚麼立場。個人的性格也是一個決定性因素。
杜魯門在韓戰期間，拒絕了軍方使用原子彈攻擊中國和北韓的要求，這純粹是出於道德理念，他認為美國不能兩次對亞洲人使用這麼恐怖的武器。他並不擔心這樣做會讓美國或美軍陷入險境，因為當時的敵人並沒有以原子彈報復美國能力。艾森豪相信自己的說服能力，認為親自和蔣中正會面，比較能夠說服他放棄反攻大陸的決定。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期間，尼克森已經作出了軍援以色列的決定，但美國政府本身沒有立即展開作業，主要原因在於高層的政治衝突。尼克森總統當時為了水門案而無法分身，因此將協調的作業全部交給國務卿季辛吉負責。季辛吉除了穿梭各國展開外交折衝之外，為了爭取日後的政治籌碼，在運輸作業上該由誰負責等政治責任與功勞方面與國防部長斯勒辛格（James Schlesinger）發生拉鋸戰。雙方的立場都相當堅定，毫不相讓，即使以色列已經發出多次緊急請求下，僵持的局面也無法打開。連日應付各方政治與輿論壓力的尼克森總統也未能適時介入，解開這些衝突。
美國的外交決斷一定會傳達必要的訊息，因為其他國家會以美國的訊息做為應對的基礎。因此訊息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湯瑪斯.謝林是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作為當代策略理論原則的最佳論述，謝林所著的《衝突的策略》一書至今仍未受到挑戰。他的研究專長在於衝突研究，對「有限衝突」以及「信號傳達」（signaling）的討論非常知名。關於這些課題，謝林提出了以下幾個命題。
第一，由於發動「全面突襲」（all-out surprise attack）越來越不可能，國與國間進行各類「有限戰爭」（limited war）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二次大戰後，美國面臨的危機都是區域衝突，也都是有限戰爭，事前其實都有徵兆和信號。即使是像韓戰那樣看似全面突襲的戰爭，事前都有許多信號。
第二，有限戰爭需要在手段上有所限制，例如對於「制約因素」（restraints）的共同認知。這些經由部分或偶然互動所獲致的默契，必須被衝突方真的認為很重要，不會輕易地被放棄，。棄用核子武器即屬此類重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