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來瑞典之前，年輕的納希德曾是伊朗的共產主義活動家。伊朗共產黨人曾聯合霍梅尼的宗教勢力，終結了前國王巴列維的「白色革命」。這在當時，似乎是納希德這樣窮人家孩子必然的選擇。因為巴列維國王雖然在經濟改革上取得成果，但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嚴重的分化，貧富懸殊，而且，國王在政治上迫害左翼知識份子。
1982年的一天，正好是納希德剛一歲的女兒過生日。突然她哥哥敲門沖進來，告知說，霍梅尼的革命衛隊已經逮捕他們的兩個弟弟和父親。納希德立刻丟下滿桌辦生日宴會的食物，抱著孩子和丈夫倉惶逃命。
當一家三口在伊朗境內各地躲藏之時，有消息傳來，納希德17歲的弟弟羅斯坦已被執行絞刑。納希德知道，霍梅尼政權真正要抓的是他們夫婦倆，因為他們曾幫助霍梅尼推翻國王巴列維的統治。這是「黑色革命」對伊朗共產黨人的一個極大的反諷：宗教勢力在伊斯蘭革命後掌權，他們首先清洗自己過去的同盟軍，伊朗共產黨組織被取締，很多共產黨員被以叛逆罪逮捕。
從波斯灣乘走私者的快艇偷渡到杜拜，納希德一家在那裡非法居留了兩年。1984年，他們用偽造的護照上了飛機，在飛機上的廁所裡銷毀了假護照。然後，飛機降落在白雪覆蓋的斯德哥爾摩機場。他們得救了。
與流亡的伊朗王后懷著共同夢想
用瑞典文做紀錄片，成果累累獲獎無數，納希德的作品大都涉及伊朗社會文化。最初，她有很長時間回避政治，因為她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弟弟之死令她始終被內疚感折磨。
流亡多年後，納希德回伊朗探親，看到祖國在伊斯蘭革命後情況更為糟糕，她不得不用攝影機紀錄這一切，希望能增加國際社會對伊朗局勢的理解。這之後，鏡頭成了她表達政治觀點的手段，成為一個社會抗議的工具。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完成影片《面紗背後的賣淫》之後，她被禁止再返伊朗。
在納希德製作的紀錄片中，我最欣賞的是《王后與我》。這部獲義大利大獎的影片令人驚奇的是：導演與她拍攝的對象，在祖國伊朗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前王后與曾推翻王室的前共產黨人。二十年漫長苦澀的流亡歲月，讓兩個同樣深懷痛苦的女人克服了心理障礙，一起回憶失去的家園，坦誠地探討伊朗當代歷史的糾結。
作為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在流亡中所經歷的苦難並不比一般難民少。1979年1月，當她與丈夫巴列維國王落難時，他們被昔日最親密的盟友美國人拒之門外，只有埃及總統薩達特願意接納他們一家。之後，丈夫病故，女兒自殺。
今天，曾母儀天下二十年的伊朗前王后已定居法國，雖然年邁仍然高貴優雅，她有時會捧著一抔來自伊朗的泥土哭泣。前共產黨人納希德已經理解了前王室，並和前王后懷著同樣的夢想，期待一個自由開放的伊朗。
也許她們最終都只能客死異鄉，像飄零遠處的葉子不再落在家鄉的樹下。但是，身為導演的納希德頑強地面對國家與家庭的悲劇，把自己的伊朗文化之根拔出來，移植在北歐的土壤裡，結出了奇異美麗的花朵與果實。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人作家。本文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二，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