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學者賴瑞．戴蒙將金融危機後的那幾年形容為「民主衰退」的幾年，幾乎全球各區域的民主政體總數，都從高峰下墜。幾個以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獨裁國家則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中國開始宣傳「中國模式」，作為一條明顯不民主的發展和致富途徑；俄羅斯也趁機抨擊歐盟和美國自由主義的墮落。一些在一九九○年代看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都走回較專制的老路，包括匈牙利、土耳其、泰國、波蘭。二○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固然瓦解了獨裁政府，但隨著利比亞、葉門、伊拉克、敘利亞陷入內戰，這個區域對於更民主的希望徹底破滅。引發九一一攻擊的恐怖主義浪潮並未被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擊退。那反倒突變為伊斯蘭國，儼然成為世界各地偏執、殘暴伊斯蘭主義者的指路明燈。跟伊斯蘭國的韌性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有好多年輕的穆斯林放棄在中東其他地方和歐洲相對安全的生活，前往敘利亞替伊斯蘭國出戰。
更令人驚訝，或許也更重要的是二○一六年兩場大出意外的選舉結果：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場選舉的選民都擔心經濟議題，尤其是面臨失業與去工業化的勞工階級。但同樣重要的是對移民大規模湧入的反彈：移民被認為會奪走本土勞工的工作，且侵蝕確立已久的文化認同。反移民和反歐盟的黨派也在其他許多已發展國家擴充實力，尤以法國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荷蘭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和奧地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為最。跨過大陸，則有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畏懼，以及禁止表現穆斯林身分，如禁穿布卡（burqa，全身式罩袍）、尼卡布（niqab，只露出雙眼的面紗）和布基尼（burkini，只露出臉、手掌和腳掌的女性泳衣）所引發的爭議。
二十世紀的政治向來是沿著經濟議題界定的左右光譜來規劃：左翼希望更平等，右翼想要更大的自由。進步主義的政治活動以工人、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派為中心，他們追求更好的社會保障和經濟重分配。相形之下，右翼則主要關注縮減政府規模和發展私人產業。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條光譜似乎在許多方面讓給由身分認同界定的光譜了。左派已經沒那麼著重於全面經濟平等，而更想促進各種被認為遭邊緣化的群體—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人、LGBT社群、難民等—的利益。右派，則將自己重新定義為愛國者，企求保護傳統的民族身分認同—常明顯與種族、族群或宗教有關的身分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