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創造社會資本的規範必然包括誠實、善盡義務、互惠等德性。這些德性恰與清教徒的很多價值觀重疊，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裡便認為，清教價值觀對西方資本主義發揮了關鍵影響力。
每一個社會都有社會資本，真正的差異應該是所謂的「互信範圍」（radius of trust），只有範圍裡的人始能分享誠實互惠等社會規範。家庭顯然在任何社是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美國人儘管對自家的青少年子女多有微詞，談到信賴與合作事業還是寧可選擇自家人。這也是為什麼多數事業開頭都是家族事業。
但家庭的凝聚力各國不同，與其他社會凝聚力相比較家庭的重要性也不同。有時候我們會發現，信賴與互惠規範在家庭內外的強弱似乎是呈反比的，內強則外弱，反之亦然。例如中國與拉丁美洲的家庭凝聚力很強，但不易信任陌生人，公共領域的誠實與合作程度顯得較低，結果便造成派閥主義與貪汙腐敗。韋伯認為，新教改革最重要的意義不是鼓勵個人重視誠實、互惠、節儉等美德，而是使這些美德首度得以在家庭之外被廣泛實踐。
成功的組織未必都需要社會資本，也可建立在正式的協調機制如契約、階級、憲法、法律體系等。但非正式規範可使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亦即監督、訂約、裁定、執行正式協議等的成本。在某些情況下，社會資本也有助於創新與應變。
當然社會資本的效益絕不限於經濟層面，也是創造健康公民社會的關鍵。所謂公民社會，是指家庭與政府之間的各種組織。自柏林圍牆倒塌後，前共產國家對公民社會產生很大的興趣，一般也認為這是民主政治成功的要素。複雜的社會裡有各式各樣的團體，社會資本使不同的團體得以組織起來護衛自己的利益，以免被強勢的政府忽略。很多學者注意到公民社會與自由民主的密切關係，已故的蓋爾納（Ernest Gellner）甚至認為自由民主是公民社會具體而微的表現。
專家在討論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總是充滿正面的形容詞，事實上兩者也不盡都是有益的。任何社會活動不論好壞都需協調。柏拉圖的《理想國》敘述蘇格拉底與朋友討論正義的問題。蘇格拉底指出，即使一群搶匪對待彼此也會有正義感，否則就無法合作犯案。黑手黨與三K黨是美國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兩者都具有社會資本，但都對廣大社會有害。再就經濟層面而言，團體協調是生產活動的必要條件，但隨著技術或市場的改變，協調方式往往也必須隨之改變。過去適用的社會連結方式對現在的生產活動可能反而是阻礙，就像一九九○年代很多日本企業的情形。如果我們再繼續上面的經濟學比喻，社會資本也會有老舊的時候，屆時就必須從國家的資本帳上折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