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我認為憑依著過去在日本監造船/造機、美企半導體（通用器材公司General Instrument）以及中鋼公司建廠等累積30多年的工程經驗，應不難在大陸推展EPC承攬業務，但中國訂了「資質」條件，無論設計、製造、施工都要有資格證書（Certificate），而資格需要業績及審批，這便成了雞與蛋誰先的循迴螺旋，但外籍公司也有突破法門，例如：與有資質的大陸公司合作，以其下包身分切入工作；或干脆找具資質的公司敲章送審，這樣外商有了工作並累積業績，陸商則赚進一筆 Overhead，但也承擔了與其合作者工程凸槌或放管的風險，一方願打、一方願挨，中國稱之謂「上有計策、下有對策」。中國設計院或施工公司也有要求我們合作的時候，那就是要參與歐美等高科技公司的投標，標書應為中英對照，或許多中國在技術上尚未與國際接軌的部分。由於1966～1976共10年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使得2002年那時眾多40～60歲的壯年族教育遭遇破壞，英文能力良好的屈指可數，又在工程技術上例如 *Di-Inch 的估工、估價，或Isometric drawing[4]的建制，均有求於我們。就這樣外商及台商的設計、工程、人才、技術、工廠逐漸為中國吸收成長，並且外、台商也貪圖中國人力、土地、物價的低廉、未來的廣大市場，以及如七通一平[5]、兩免三減半[6]等許多優惠條件，於是外來投資蔚為風潮，可說是中外互惠，各得其利，沒有事後追殺說誰偷了誰的科技或好處這樣的道理。
2005年我離開上海去南方，僑聯（福州）鋼鐵公司預備在閩省興化灣填海造地，
設立600萬噸一貫作業大鋼廠，邀請我擔任建廠委員會主委，以當時中國南部沿海尚無大鋼廠為訴求，一切從立項及規劃做起，由位於北京的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提出可行性研究，中國在2005、2008、2012、2015、2019、2020年（預估量）粗鋼產量--億噸（括號內為占世界%比）如下：3.56（30.4%）、5.12（38.5%）、7.3（46.8%）、8.04（49.6%）、9.86（52.7%）、10以上（51.5%），中國粗鋼產量已超過世界其它國總產量，可見若在2005年開始興建華南沿海大鋼廠，還是不錯的時機，那時福州練市長十分支持該項目，但適逢全球經濟發展呈現強弩之末的形勢，中國正推行宏觀調控政策（Macro-control Policy），較大規模的項目均喊卡，大鋼廠自然過不了國家發改委這一關，我也看出資方的這些南洋華僑野心雖大，格局與心胸卻狹小，不足共謀，僑聯終於無法立項。直到2011年寶鋼在廣東湛江市（近雷州半島南端東瀕南海）成立寶鋼湛江鋼鐵公司，年產能將達900萬噸，而這一帶還有高雄的中鋼（產能可達1000萬噸）、越南的台塑河靜（產能700萬噸）等三大鋼廠，競爭獲利著實不易，中國如及早將部分投入鋼鐵的錢力轉投IC或被動元件，如今應更划得來罷！福州的發展與市容較不足道，猶比不過閩南的廈門，2006年我北赴天津，應台灣華夏租賃與德航空貨（Lufthansa Cargo）合資的天津華宇航空貨運站（TAT Air Cargo Terminal）公司請我擔任總經理負責建廠工程，在天津待到2012年春才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