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國會與政府的立法、行政工作都有其穩定性，而罷免所造成的人員流動和政治動蕩將衝擊這些穩定性，以立法院屆期不連續的原則設想，一項法案可能為此拖延好幾年都無法通過。因此，罷免權是人民對抗政客的利劍，卻不宜輕易出鞘，才能維持社會的長治久安。
不該是政治追殺工具
以人民角度出發，被罷免人必然涉及嚴重瀆職、辜負選民期待，甚至破壞社會的和諧及利益才會招致苦果，但這些都是設定在「以理性選民為基礎」所思考的不完全視角，倘若黃國昌回頭檢視過往，不認為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被罷免的主人翁，無論是反對或厭惡他的選民，於情於理都很難再指控黃國昌作為一名立委，有任何瀆職或侵害人民權益的行為值得被罷免。因此客觀來說，無門檻或過低門檻的罷免制度，雖然是便於人民執行權利，但現實層面上，更有可能成為政敵彼此濫用的攻擊工具，或是高票落選者企圖拉對手下馬、捲土重來的捷徑，最後形成互相復仇、廝殺的難堪局面，政壇上罷免成功的少數案例不乏這種情況。只是，這是社會想要的結果嗎？
此核心問題在於若採取「全罷免制度」，人民可基於任何政治理由提出罷免案，官方不得駁回，因此，只要有心人士拿得出足夠的提案以及連署人數，各種品質低落、師出無名的罷免案都可以被允許。在這種情況之下，罷免案往往不是正義或是非的攻防戰，而是淪為組織規模龐大、擁有人數優勢的政治團體「動員能力強弱」之惡鬥，無關乎人民所思所擇，更完全失去罷免制度設計的初衷，這也是門檻必須慎重看待的重要原因。
分析黃國昌所在的選區，其選舉人數約25萬人，在現行制度下，25%的選舉人、即63,000人投下了同意票後，罷免案即可通過，但回顧黃國昌一年多前的當選票數為8萬多票，如今卻能以6萬票的民意否決當初8萬票的選擇，本身就是弔詭的現象。
必須強調的是，人民與政府的權力有著相當不對等的落差，而罷免是人民少數且應該擁有的武器之一。過去因為罷免制度過於嚴苛、形同虛設，催生出一派無門檻、還權於民的理想主張，但如同美籍知名法學家盧埃琳（Karl Llewellyn）的經典名言：「徒有手段、沒有理念，就只是威脅恐嚇而已；空有理念、欠缺手段，無疑是一團混亂。」因此，罷免制度應該建立在合情合理的門檻限制之上，既要讓罷免發生時得以順利成功，又不能使罷免得以恣意、浮濫發動。否則欠缺管制手段，社會和政治將是一團混亂。
當然，設計一個合理而精確的罷免門檻也絕非易事，過去「雙二一制度」已證明發動不易，恐將損及民權；而現行修法後25%的門檻對台灣社會是否依舊高不可攀，或低到可能產生罷免仿效潮的疑慮？黃國昌罷免案可說是絕佳風向球，實際檢驗罷免新制的可行性。
若罷免行動無關問政、施政表現，而是一個團體組織因政治角力或個人好惡，藉由動員能力來決定任何立委的去留，這種罷免結果並非民意展現，而是民粹霸凌，等於新增一種令社會失序的因子，並傷害選舉機制。反之，若一項制度設計既能彰顯民權，不但能驅逐濫竽充數的怪獸，又能排除民權被民粹濫用的風險，將民粹的魔鬼阻擊於門檻之外，那麼這項制度設計就是符合民主本意的好的制度。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22期。（原標題為：驅怪獸也要防魔鬼 罷免門檻的理想與現實），授權轉載。
